第二，台灣不敢進行政治對話，擴大台灣國際參與難於達到機制化解決。俞新天說，台灣人民希望更快速更廣泛地擴大國際參與活動，尤其希望能加入地區各種經濟合作機制的安排。不少人把尚未達到理想境界歸咎於大陸缺乏善意，實際上是大錯特錯。台灣人民必須認識到，參與國際活動是政治問題，並非純粹的經濟問題；在兩岸間可以模糊處理的問題，在國際上就可能不能模糊。為此，兩岸必須就這一政治問題進行討論，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找到雙方能接受的辦法，並且還要與國際組織、其他國家進行對話協調。兩岸之間的政治對話越深入，得到的成果越多，台灣擴大國際參與的可能性就越大，參與的途徑就越順暢。台灣社會內部意見分歧，某些勢力“逢中必反”，千方百計阻撓兩岸政治對話，誤導台灣民眾。台灣人民一面想得到成果，另一方又害怕兩岸經濟相互依存加深，政治上被“統一”，結果錯失良機。
俞新天說，台灣當局也始終猶豫不決，不敢做出政治決斷，當斷不斷，反受其害。馬英九的“不統不獨不武”與“親美友日和中”的思維對兩岸關係仍是保守和消極的，無法大開大闔，開創新局面。相反，台灣當局經常在小事上糾結，影響台灣參與國際活動的大事上的進展。“共諜案”已屬子虛烏有，但卻配合了“太陽花學運”造成的惡劣氣氛。M503航線可以減緩航班過於密集造成的延誤，有利於兩岸及國際交流，硬被視為“安全”問題。兩岸不能進行政治對話，也不能建立專門協商涉外問題的機制，要滿足台灣人民的願望，豈非緣木求魚？
第三，美國實行“亞太再平衡”，台灣某些人鼓吹成為美日同盟“准盟友”。俞新天說，隨著中國大陸的實力迅速增長，也由於亞太地區的重要性日益提高，美國實行了“亞太再平衡”的政策。她認為，美對華政策的核心是“相互依賴加制度約束”，美國一方面與中國深化相互依賴程度，分享中國崛起的成果；另一方又要以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國際的制度網絡納入中國，約束中國。美國對華政策（包括對大陸和台灣）意涵豐富，內容複雜，決非可以簡單化理解。台灣某些人卻一廂情願地提出，以釣魚島和南海的讓步換取台灣的“國際空間”，甚至以成為美日同盟的“准盟友”來對抗或要挾大陸。這種挾洋自重的做法一定也會遭到大多數台灣人民的鄙視，也絕對不會奏效。它只能證明，那些口口聲聲說自己“愛台”，罵別人“賣台”的人，才真正是“害台”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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