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論述如下：
首先，陸委會主委與國台辦主任互訪主軸主要是為增進彼此相互瞭解，透過開啟雙方兩岸事務主管機關負責人的互訪，務實討論兩岸事務相關議題，促進各自業務的推動。惟亦具有幾項重大意義，雙方正式會晤與互稱官銜，不僅建立了陸委會與國台辦制度性的互動聯繫機制，也對日後兩岸其他部會的官方部門互動正常化樹立可供借鏡的範例，更對於目前海基會與海協會互設辦事機構的協商的進展、兩岸經貿與亞太區域經濟的連結等議題，都具有重大的助益。
其次，綜觀過去二十多年來，一般認為，最能體現兩岸關係發展良劣的判別指標，莫過於具體檢視兩會兩會的協商與互動。事實上，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的落實，不僅攸關民眾權益保障，同時也是牽動未來兩岸關係走向的重大議題。一但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不僅將進一步大力推動兩岸制度化與法制化的正常關係，也將為兩岸的和平穩定奠定堅實的基石，縱使台灣未來再次發生政黨輪替，也會降低或紓緩對兩岸關係的衝擊。
再則，就兩岸簽署貨品貿易協議而言，原本兩岸服貿協議與貨貿協議的簽署，將讓台灣與占出口四成的中國大陸完成FTA簽署，對於台灣與主要貿易夥伴（“非邦交國”）FTA的洽簽也極具助益。面對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快速，兩岸經貿的深化與台灣對外經貿空間的開拓應該齊頭並進，不應有先後之分。毋庸諱言，未來不論是兩岸經貿的深化議題，有關貨品貿易、爭端解決機制或是產業合作的協商；或是台灣與主要貿易夥伴洽簽FTA乃至參加RCEP等區域經濟整合，除了經貿上的互利互惠外，兩岸政治的互信與溝通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最後，就國際空間而言，不論是兩岸的經濟整合或是台灣對外的經濟合作，都絕非可以一步到位與一蹴可幾，兩者其實可以透過“辯證方式”同步進行，讓兩岸經貿正常化與台灣對外經濟連結產生正向循環，這不僅可以達到大陸所說的經濟融合，也可以呼應台灣所期待的面向全球。不少台灣民眾寧願在多邊區域經濟下，接受因為自由化開放必須支付的成本與代價，甚而也願意在與大陸共同參與的多邊經貿組織中，依規定不對大陸採取歧視性與差別性的待遇，他們也無法接受在兩岸的互動中，大陸對台進行所謂的“讓利”。關鍵不在服貿協議的“內容”是什麼，而是跟“誰”簽署才是關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