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過度強調香港防疫條件的所謂“特殊性”，忽視甚至輕視內地寶貴的防疫經驗，無法做到與內地防疫體系密切對接。
抗疫策略決定之後，具體抗疫措施就是最重要的問題。我們以為，內地過去兩年多在堅持“動態清零”策略的過程中，已然形成了一套非常寶貴的抗疫經驗，包括“黃金24小時”、大數據追蹤技術、精準流調、全民檢測、後勤保障、物資供應、八方協調等等。遺憾的是，每次提及內地的這些經驗，香港有關決策者卻總是以香港情況特殊、能力有限、沒有條件等為由拒絕採納，甚至因為急於否定而出現“全民檢測”需要“全民禁足”這樣令人啼笑皆非的說法。
事實上，如果香港充分學習借鑒內地的抗疫經驗，就可以在許多關鍵時間節點上發現並解決一些重要問題，避免抗疫路上的許多彎路。以第五波疫情為例，如果香港特區政府能夠聼得進意見，足夠重視“外防輸入”，及時完善機場防疫漏洞，就能避免國泰機師或其他人將病毒帶入社區的風險；如果香港更加重視科技抗疫力量，像內地一樣建立大數據病毒追蹤技術，就能夠改變當前上千條隱形傳播鏈追蹤不到的被動局面；如果香港更加重視“全民檢測”，就能把握住最佳黃金時間點快速截斷病毒的傳播擴散。
我們認為，一個好的決策者是能夠化危為機，不怕困難與挑戰，能夠為解決問題尋找辦法甚至創造條件的，而不是遇到自己不熟悉的新事物就首先加以消極否定，為做不成事情尋找理由與藉口。實事求是的說，內地也是通過這次疫情危機的經歷，不斷地從體制機制上創新、從衛生習慣上引導、從防控舉措上完善，這才有力提升了應對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水平。香港作為一個如此開放的城市，管治者更應該有積極開放的心態，去不斷創新管治理念、提升管治水平、打破一些香港社會長期以來的所謂“定式”，從而有效地化危為機，讓香港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再上一個新台階。相反，如果不具備條件就躺平放棄，事實上就是因循守舊，如果在疫情防控上是如此，又拿什麼來破解未來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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