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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伯江（來源：網上資料圖） |
中評社記者：岸田政府提出了“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的口號，您也曾指出日本對外意識和思維的加速演變中，有三個意識比較突出：對外危機意識、國際博弈意識、戰略主體意識。您如何看待在這種意識影響下的日本對華政策走向？
楊伯江：日本在冷戰後經歷了三場重大危機，包括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這次新冠疫情引發的國際公共衛生危機，每隔11年爆發一次。日本的危機感明顯上升是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當時麻生太郎組閣時特別強調“日本面臨危機”。現在岸田提出“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口號，體現了面對危機日本國際戰略該怎麼辦的政策方針和思路，集中說明了對外危機意識、國際博弈意識和戰略主體意識的增強。
其中，岸田政府看重的主要有三點：一是加強和擁有共同價值觀合作夥伴之間的團結，引領國際社會對抗所謂“以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的嘗試。日本之前也一直在強調“擁有共同價值觀”，但目前對象已不僅是盟國美國或是像澳大利亞、英國這樣的准盟國，而是進一步拓展到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如印度、歐洲、東南亞一些國家。二是鑒於地區安全保障環境“日益嚴峻”和“不確定”，持續強化對日美同盟的借重。尤其是一些重點外交政策目標，要在日美同盟的框架內予以推動實施。三是從根本上強化日本自身防衛力量以及國際戰略行為能力。日本年內要完成三份重要文件的修訂——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防衛計劃大綱以及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
日本對華政策正是體現“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的典型。具體而言，有兩個層次的意涵：首先，“現實主義”意味著在對華外交中要強調主體意識、戰略意識以及手段的多元化。當然，從國內政治、黨內政治角度來看，特意加上“現實主義”也是岸田為了淡化作為“宏池會”傳人的自由派標簽，以此尋求黨內最大公約數。其次，“新時代”包含著非常豐富而復雜的形勢研判內容，比如面對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如果陷入一個完全敵對的日中關係，那對日本而言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中日合作經過邦交正常化50年的持續發展，已經形成了非常深入、相互滲透的利益紐帶。尤其是在疫情之下，合作為雙方所必需，徹底脫鈎是不符合雙方利益的一種選項。可以說，“新時代”一方面決定了中日之間的矛盾點、對抗性會增加，但同時也決定了雙方不能陷入“有對抗、無對話，有競爭、無合作”的狀態。日本對華政策的兩面性也體現在此次藍皮書中，比如日中關係“不僅對雙方來說十分重要，對地區及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繁榮也很重要”。日本在“主張應該主張的”、要求中方“採取負責任的行動”的同時，需要與中國攜手解決共同的課題，通過雙方努力構建“建設性的、穩定的日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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