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制”台灣方案“要約”會隨著時代條件變化而改變
中評社記者：我們注意到，新的《白皮書》不再提“可保留軍隊”，以及“可有外事權”，但卻首次對統一後的台灣國際空間作出了清晰勾勒。您如何理解這樣的設計和安排？對於“兩制”台灣方案，您有哪些建議或意見？
朱松嶺：這與時代條件有著密切的關係，當時明確提出保留軍隊和外事權是在“兩個寄希望”的時代。一是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因為當時是國民黨執政，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因此也具備了兩岸共同政治基礎和雙方談判的任何可能。因此，大陸在此種情況下明確對台灣所關心的防衛問題和外事問題做出“要約”，完全可以理解、也合乎情理。二是寄希望於台灣人民。這裡有必要從法理上對“台灣人民”做一個闡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人民是“所有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除此之外的是專政對象。因此，台灣人民是島內支持祖國統一、支持和擁護社會主義以及支持民族復興的愛國者。相反，主張“台獨”的所謂“島內民意”不管人多人少，所形成的民調都不是“台灣人民”意志的表現。值得注意的是，在“台獨”勢力的操縱以及外來勢力的干涉之下，台灣島內的“人民”越來越少，專政對象越來越多。因此，對於自己是否是中國人都打問號的這批人，明顯不在寄希望的行列。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是對統一後的安排，涉及內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從內部治理來看，“可保留軍隊”等內部防衛問題需要進行統一安排。當前的民進黨當局既沒有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也沒有接受“九二共識”作為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顯然不屬於我們寄希望的台灣當局。隨著時代條件變化，“要約”也會發生變化。尤其是隨著民進黨當局“倚美謀獨”，進一步依靠外來勢力挑釁兩岸關係的底線，恐怕未來給予他們的空間還會進一步縮小。如果將來以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台灣未必會是“一國兩制”，甚至很有可能將全面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因此，台灣當局應該要思考如果不用和平統一方式來解決對台灣島內有什麼壞處。另外，從外部治理來看，雖然沒有提及統一後台灣當局是否有外事權，但對統一後的國際空間進行了清晰勾勒。來自中央的這一授權，既封死了“台獨”和外來勢力干涉的空間，也給予了台灣地區和島內民眾非常充分的權利。
在此次的《白皮書》中，中央真誠地大力著墨“兩制”台灣方案的基本設想、設計安排，清晰闡釋統一之後的島內安排，可見我們在推動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信心、決心和誠心，也非常明確地向台灣島內民眾指明了統一之後的出路。對於這個方案，個人總體認為，根據目前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上的實踐來看，需要堅持中央高度管治權和台灣地區高度自治權相結合的原則。若能和平統一，則需要堅持“一國兩制”基本原則，即主權歸中央，地方事權歸台灣。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為解決台灣問題提出更多理論上的想象和思考，為構建設計安排提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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