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田飛龍表示，隨著其所處的世界體系本身發生變化，制度環境發生波動，香港如何在中美關係大轉型的時代，在世界體系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增強自己的自治能力、自我保護能力以及發展能力，這個挑戰比以前更大。其中，美國還是最主要的因素。美國對香港的制裁不升級，其他盟友就不會首先制裁或者不會主動跟進。一旦美國進行制裁，香港的反擊能力是比較有限、比較弱的，還必須要靠國家的制度性保護，以及在中美最高層談判中提出保護香港的有關訴求。國家也應當盡到主權者的保護責任，才能使香港的制度杠杆作用繼續良好發揮。
田飛龍認為，當然，到時如果中美真的攤牌了，就不是一個香港的問題，而是整個世界秩序發生革命的問題。我們都不希望那樣極端的時刻盡早到來，但是從世界歷史長期演變來看，它遲早會到來。對於香港而言，既依賴西方體系，同時又在“一國兩制”中歸屬於中國體系，它作為連接的橋梁和樞紐，它的使命或是紅利，以及它未來發揮杠杆作用的機制，這些問題始終是作為香港宏觀風險研究和判斷的一個關鍵課題。這個過程是動態的，現在不可能有任何人、任何機構為香港的未來打包票，因為它一定是隨著中國和西方大的結構性波動而波動的，香港應當找到自己的利益所在，然後選擇站在正確的一方，即與國家共進退。
中評社記者繼續追問，美國和香港之間在經貿方面有著密切的聯繫，正所謂“傷敵一千自損八百”。在當前中美博弈鬥爭激烈的環境下，香港有沒有可能成為中美關係緩衝帶的窗口？
田飛龍認為，香港其實一直在充當中美之間的緩衝帶。港美雙邊貿易中美國每年有300多億美元的貿易順差，美國在港常住居民人數有超過3萬，同時美國大量的跨國企業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通過香港投資中國內地，通過香港平台與中國內地形成非常龐大的商業利益網絡。這就是為什麼儘管美國通過了《香港自治法案》，但對香港的制裁還是比較節制的，沒有往極端化方向發展。這就說明美國在香港以及通過香港在中國持有的利益起到了作用。美國號稱民主國家，其內部有多元制衡的機制，那些美國在香港的利益以及通過香港在中國內地的利益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包括有自己的議員以及美國民主政治中的各種代表，因此它確實是一個緩衝劑，是一個保護性的機制。
田飛龍指出，我們也要意識到，美國近些年表現出來的明顯的新冷戰傾向，它的霸權理性正逐步超越經濟理性。經貿關係作為中美關係壓艙石的說法已經逐步失效，所以不能排除美國霸權衰落過程中，它會產生不惜一戰的非理性衝動，導致可能不計代價或不顧在香港實際利益地實施對中國的圍堵、脫鈎。當然這一天還沒有到來，是否會到來現在很難具體評估，不過這種風險始終是存在的，越往後這種風險可能越被放大。因此，這對我們做“一國兩制”研究、戰略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如何在原有制度和延續的紅利期中推動香港繼續承擔傳統角色，另一方面又要為面臨這種鬥爭波動下的新香港重新量身定做一個地位和身份。對此，中央要考慮此問題，香港也要思考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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