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高素質的領導力比執行力更加重要，多少年過去以後，新加坡作為一個中型城市規模的國家，其領導人卻成為活躍在國際政治舞台、並向全球秩序提供建議的顧問，李光耀被世界所信賴，這是多麼令人振奮的事，譬如說，他訪問華盛頓會被美國人看做是一件大事、單是李與總統之間的會談遠遠不夠，國會與美國總統的內閣部長都會紛紛請求與他會面，他們想聽李光耀說的絕不僅是新加坡的事務，更有他對全球形勢的思考。李光耀很少遊說美國的政策制定者，但他卻認為，美國對全球的和平發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我與李光耀相識於1967年他訪問哈佛大學那時，當時他被校方邀請對越戰發表建議，我當時作為資深校方代表聆聽了李的發言，當時大家探討的話題是約翰遜總統是不是戰犯、或是精神病患者，我記得李光耀的回應是：“你們讓我作嘔。”這倒不是因為李光耀支持這場戰爭，而是因為當時的新加坡需要一個團結而強大的美國作為後盾，以及他們所創造出來的世界秩序。
後來，在我與李光耀相識的這45年間，我在數以百場計的國際會議、學習小組、董事會議以及面對面的交流中聽他闡述他的治國理念，他再也沒有表現出強烈的個人情感、也不會勸說他人，但同時，他也不是人們所說的那個“冷戰軍閥，”我認為，李光耀是一個在秩序探索上有虔誠追求的朝聖者。
李光耀深知中國的發展潛力以及重要性，因此，他對於中國的見解在全球具有啟蒙性的作用，但當我們聊中國時，他最後還是會回到原點，認為全球穩定的保障依舊是美國主導。
與美國的當代憲法理論相比，李光耀對國內憲法的完善是不足的，但我們也要公正地來看來這個問題，因為在托馬斯•傑斐遜擔任總統的那時，美國仍然面臨特許經營、財產資格以及奴隸制等一系列的缺陷，因此儘管新加坡的民主道路飽受爭議，但試想在該國獨立的頭幾十年按照民主的模式發展，或許她早就因為種族的撕裂而崩潰了，就像是今天的敘利亞。當然，新加坡模式能否沿用至今天甚至將來，這是需要我們再展開討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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