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5日電／雖然佔中運動與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質很不一樣，但每當思考佔中問題時，都會不期然聯想到文化大革命。反映兩者之間亦存在著一定的共性。
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今天在am730發表文章指出，兩者皆由青年學生當先鋒隊，都是抱著崇高的目的，絕不是為了個人私利。佔中是為了爭取“真民主”，文革是為了推翻背棄革命的當權派，其手法亦是透過群眾運動搞大民主，包括發動群眾寫大字報，開批鬥大會，在遊行示威的高潮圍堵政府部門，並成立革命委員會，取代原有的權力機構。
據一些記錄紅衛兵組織文獻顯示，當時一些民間組織是很有民主意識的，他們的領袖都是透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可是香港的佔中運動，雖以爭取真民主為名，但自己內部卻不搞民主，以致運動至今仍沒有一個有代表性的領袖。黃之鋒只能代表學民思潮，周永康只能代表學聯，卻要領導整個佔中運動，決定何時用何種方式衝擊政府總部，還可以自行宣告運動已經失敗，難怪有人感到不服。如果佔中運動自己也沒法用民主的方式組織起來，怎能叫人相信，他們在奪得權力後，會在香港貫徹民主。世界上有很多政黨在革命時都是高舉民主旗幟的，只是當權後卻忘得一乾二淨。
我到過佔中的領地看他們的大字報，主要是一些口號與短文，甚少有大塊文章，缺乏深度。相比文革時期李一哲的《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水平還相差很遠。我當年讀李一哲的文章，真是深受啟發。
文革期間，中國確是出現了一批極有才華的年輕人，只是他們坐牢的坐牢，流放的流放，沒有機會真正為國家服務。如果以香港現時的年輕一代的才能去與中共作鬥爭，暫時仍力有不逮，沒有條件採用硬碰硬的策略。
文革由毛澤東親自發動，但群眾一旦起來，毛澤東也控制不住。各地的紅衛兵組織很快就出現分化，文鬥演變成武鬥；毛澤東只好派軍隊鎮壓，美其名為“支左”，即是說派軍隊支持革命群眾中的左派。誰是左派就由軍隊說了算。實質上就是向革命委員會奪權。由群眾起來而成立的各級權力機關──革命委員會，就落入軍隊的控制。支左實質上變成軍管。
毛澤東擔心，有那麼多的青年知識分子留在大城市內，可能會滋生亂子，竟然想出一個毒計，要他們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結果一車車的知識青年被送往偏遠的農村，吃盡苦頭，把青春最壯麗的一段時光都斷送了。
年輕人純真，有理想，願犧牲，但在現實世界卻常給人利用，然後棄如敝屣，在運動中的年輕人當然不會認為自己是被人利用。他們覺得，自己的行為全是發自內心，怎會是被人利用？這只是當局者迷吧了。是否有被人利用，要到事件告一階段後，才可看清楚，是否只為他人作了嫁衣裳，自己卻嫁不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