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隨著年事日高，黃志平想為羅福星立傳的夙願反而愈加強烈。他不時回想起自己童年時代的往事——黃志平清楚地記得，抗戰末期他正在讀小學。1945年秋的一個晚上，傳來了日本投降的喜訊，全縣城鄉頓時歡聲雷動。蕉嶺中學的師生，把河裡拉船用的竹編大纜索截成一節一節的，當作火把點燃起來，領頭上街遊行，慶祝八年抗戰的勝利。隊伍從蕉中操場出發，沿著南門大街出城，向湖溝壩和榕子渡兩個碼頭前進，從城郊小山上望去，這支夜間遊行隊伍，猶如兩條火蛇，分別向西南和西北方向逶迤前行，不斷延伸壯大。午夜時分，青年人收拾燒殘的火把，集中到蕉中操場上焚燒，大家圍著火堆盡情歡跳……
抗戰勝利，台灣回歸祖國懷抱，當年台灣反割台抗日志士丘逢甲的長子、時任民國政府監察委員的丘念台先生，奉命出任接管台灣的“粵東工作團團長”，他急需從大陸帶兩種人才赴台——中小學教師和地方治安管理人員。定居台灣的鄉親們紛紛來信，催促在蕉中當教師的黃志平父親赴台任教。在這個歷史大背景下，包括黃志平的父母在內，許多鄉親紛紛漂洋過海，東渡台灣謀生。從此，少年黃志平便與自己的父母分離，“台灣情結”的胚芽，也在黃志平幼小的心田裡開始孕育。
徐博東說，說到“台灣情結”，他本人的“台灣情結”同樣強烈——抗戰勝利台灣回歸祖國後，他的父母也和黃志平的父母一樣，為了重建台灣的需要，拋家別子，背井離鄉，追隨丘念台雙雙赴台。那時他尚在繈褓之中，等到長大稍稍懂得人事的時候，看到別人都有爸媽在身邊，大人們卻告訴他：你的爸爸媽媽在台灣。而台灣在哪裡？有多遠？爸媽長什麼樣？只能看照片，憑想象……回憶童年時代的親身經歷，無非是想說明：大陸同胞同樣有“台灣情結”，台灣不光是台灣同胞的台灣，也是十三億大陸人民的台灣，是海峽兩岸全體中國人的台灣。
徐博東說，他和黃志平的祖籍廣東省蕉嶺縣（舊稱鎮平），這個地處粵、閩、贛三省之交的偏僻山區客家小縣，面積只有九百六十平方公里，恰好是中國領土面積的萬分之一，現有人口僅二十三萬，但祖籍蕉嶺的台灣同胞卻有四十六萬，整整多出一倍。蕉嶺雖是個偏僻山區小縣，卻是人傑地靈，英雄輩出，別的不必多說，蜚聲中外的“抗日三英傑”——丘逢甲、羅福星、謝晉元，祖籍都在蕉嶺。（最近經過我和黃教授的多方考證，甲午戰後，在台灣武裝反割台鬥爭中壯烈殉國的著名義軍統領吳湯興、徐驤，祖籍也都在廣東蕉嶺。）我們從小就經常聽大人們講述他們的英雄事跡，不免心生景仰之情，更何況丘、黃兩家還多少“沾親帶故”——黃志平的大姑是丘逢甲的弟弟丘樹甲的兒媳。而我的父親，中學時代還與丘逢甲的嫡孫女談過戀愛，抗戰期間，我的父母曾參加丘念台領導的“東區服務隊”，在粵東北一帶從事抗日救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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