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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台灣研究院副院長巫永平（中評社 徐夢溪攝） |
談火生說，政黨和“立法院”內部通過協商達成共識的機制非常重要。“黨團協商機制”為政黨之間達成共識提供了有效通道，此機制不只台灣有，其他民主國家也有類似的安排，比如北歐。台灣民主能否走出困境的重要因素就在於將來能否達成健康的“政黨協商機制”。
他認為，共產黨在大陸實際擁有很好的協商機制。比如政改組是不同部門的利益協調機制，包括共產黨、各個行政部門、立法機制的人員。可以思考我們的政治經驗對台灣有沒有啟示。
他表示，西方學界說在目前中國的黨國體制之下，不可能出現民主化。應思考中國在現有狀況下，如何形成有效民主協調機制。“威權式協商民主”是一種新提法，即如何在現有制度下進行新的民主制度的協商從而實現新的民主體制。
最後他說，台灣目前非正式的政治運動主導並綁架正式政治。重要的是保證政治運作保持在理性限度之內，並會帶來有效影響，比如民主的雙軌安排非常有益思考。
最後，鄭振清提到，台灣民主在過去很吸引大陸人，但現在不然，這一變化值得思考。
他建議思考民主化的“化”應到什麼程度。亨廷頓對民主的定義門檻很低，即程序性民主——是否定期公開進行選舉就是民主。參考台灣，這個定義很有問題。台灣的民主選舉不能解決社會基本問題，也不能有效推動國家發展。大陸學者較少提到民主對國家運行的影響，台灣學者也忽略了這一點。我們需要考慮有沒有更好的民主定義，能夠把使國家運行提升也包括進去，讓民主有更好的界定，從而適應東亞社會發展的客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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