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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學院《外交人》報紙李丹琦提問（中評社 徐夢溪攝） |
人大國際關係學院學生：知青歲月離我們這一代比較遙遠，但又令我們充滿好奇，想請教在您的知青歲月中有什麼難忘的人和事，以及這些故事對您之後生活、事業的影響？
汪毅夫：我插隊有完完整整的六年，什麼活都幹過，什麼苦都吃過，後來有很多懷念知青歲月的文學作品，讓我掉淚、感慨。
知青最大的痛苦，也是我最痛苦的，就是失學的痛苦。我念初三的時候被學校選中，告訴我們在高二就可以考大學，我們就開始學習高中的課程，那時候我一心一意就是上北大，非北大不上，但到後來發展為只要有大學上就好。
1966年夏天，我們還在複習功課，突然間宣布高考推後，緊接著又宣布所有學生停課鬧革命，最開始積極備考的學生們還很高興，把書一扔。沒想到災難就來了。
後來在農村的時候，有個人看到我說：“你這買看書，我們家里有四本磚頭一樣厚的書，我借給你看”。我當時就很期待，他說明天帶來。但我否決了，說：“不，我現在就去取”。這是四大本和磚頭一樣厚的《毛澤東選集》，我天天讀，夜夜讀。當時還有個老師買了很多書，後來這些書被我買下來了，我從這批書開始走上了學術研究道路。
失學的痛苦是刻骨銘心的，後來我回城當郵遞員，分管著幾個街道的工作，我每次送信要經過一個大斜坡，斜坡底下就是廈門八中的大操場，每一次我都要停下來，看著那個操場。
知青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改變，教會我寵辱不驚。我還是要說，極端化的政治或是政治的極端化對民生的傷害非常大。
台灣發生“太陽花運動”的時候，媒體記者和台灣朋友都有問我怎麼看待這個事情。我說，老師有兩類，一類是整天罵學生的，一類是從來不罵學生。我的看法就是年輕人會成長，我年輕時經歷過文化大革命，也看到我的同學們做過一些錯事，但他們成長以後也認識到自己不的錯誤。
但有一個深刻的道理要明白，讀書的孩子就是要多讀書，不要管太多的政治，我們要敢於對政治極端化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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