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一段時間以來，察哈爾學會致力於改善中韓關係，您個人在其中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可以分享一些這期間讓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嗎？
韓方明：去年一年我大概去了十二、三趟韓國，基本上保持著每月一次的頻率，同韓國包括政界、經濟界、文化界、科技界的有影響的人士廣泛接觸和保持聯繫，借此將他們對發展、改善中韓關係的有益的建議和意見傳遞給國內決策層領導，這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在交往的過程中，我感到增進兩國的人文交流非常重要。比如，我曾經參與到韓國著名生命科學家黃禹錫教授的克隆狗胚胎移植的手術中，隨後，他邀請我參觀他的實驗室，并為狗接生。手術移植和接生的成功率實際上并不高，但所幸我們也成功了。通過這些交流活動，兩國人員和科學界的感情被加深了。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黃禹錫教授對中國人民非常友好，他在韓國政界和科學界也有很大的影響力。通過這次交流，我結交了很多韓國朋友，瞭解到一些韓國上層社會對發展和改善兩國關係的看法和具體建議，這是很有意義的。
另外，韓國仁川市政府在去年12月曾授予我“仁川市榮譽市民”的稱號，在兩國關係當時的狀況下，做出授予該稱號的決定很難得。據瞭解，這一決定得到仁川市議會的一致通過，并由劉正福市長親自授予我這個榮譽，中國駐韓大使邱國洪也到現場見證。這種具體的活動，通過媒體的傳播，在韓國產生了很好的社會影響。
問：您認為“察哈爾樣本”能够被其他智庫模仿嗎？
韓方明：其實察哈爾學會建立的目的，或者說願景，就是成為一家國際知名的、有重要影響力的外交與國際關係智庫。運營一家智庫，我的體會就是一定要突出特點，突出專業能力。
這一方面要有龐大的、頂級的專家團隊，另一方面要維繫和經營廣泛和深入的人脈關係。這兩點是學會擁有重大影響力的關鍵。任何一個專業的智庫，專注一件事情，同時建立一支優秀的團隊，都可以取得成績，在某一個領域發揮重大影響力。
最近幾年，我們根據國際形勢的熱點問題，在半島事務方面多做了一點工作，但也沒什麼特別的。我們也歡迎更多的官方的、非官方的智庫多多參與到影響半島和平與繁榮的重大國際性的地區問題中。
問：學會在半島擁有“察哈爾渠道”，請問“渠道”的能量有多大？未來在參與維護半島和平與穩定中，您對察哈爾學會有什麼樣的期待？
韓方明：所謂的“渠道”主要是媒體的說法。事實是，我們和韓國、朝鮮兩國的政府、議會、重要智庫都保持著某種程度的直接接觸，其中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通過非官方、非正式的渠道，表達一些政策方面的訴求，提供一些政策方面的建議。
察哈爾學會未來會繼續扮演非官方的外交與國際關係智庫的角色，繼續利用我們的專業能力和專家資源，為半島各相關國家決策層提供政策建言。就此，我們除了會向中國政府的相關決策機構提供政策報告外，也將分別同韓國、朝鮮、美國等半島利益有關方保持接觸，施加我們的影響。就政策層面來講，我們支持中國政府的雙暫停方案，希望通過和平與對話的方式，解決目前的半島爭端。最近發生的板門店談判，就是一個讓人感到欣慰的進展。
問：此外，學會也關注“一帶一路”、能源、宗教等領域，您認為學會發揮智庫力量，來推動國家外交、公共關係發展的方面，究竟有多少“野心”？
韓方明：智庫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為政策建言獻策，而不僅是政策解讀，更不是只向公衆宣講政策。從設計智庫的初心來講，我們希望在三個層面發揮作用：一是為政策決策提供參考，乃至影響決策；二是擁有媒體影響力和公衆影響力，通過媒體影響公衆，從而幫助公衆對公共政策建立更好的認知；三是，促進智庫之間的國際交流。
近年來，我們在“一帶一路”、周邊關係、能源外交、宗教外交、喜馬拉雅區域研究等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這些工作都是圍繞著為國家和平發展、為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來服務的。我們利用專家團隊和研究員的影響力，通過組織和開展活動，通過公開的媒體文章和非公開的內部政策報告，在相關領域做了一些工作，得到決策層的肯定，也受到了媒體的關注，影響了公衆，這就使學會產生了一些影響，達到了我們創辦智庫的初心，這讓我們很欣慰。
問：三年前您曾發文表示“中國智庫發展不能大躍進”，您覺得現在我國智庫建設進行得如何？中國社會智庫與“全球先進智庫”還有多少距離？
韓方明：關於中國智庫的建設，我現在要說的還是和三年前一樣，就是“不能大躍進”。中國人在做事上有“一哄而上”的傳統，例如國家層面出台了鼓勵智庫發展的相關文件後，立刻就出現了形形色色的智庫。現在出現一種現象，三兩個人在網絡弄個公眾號叫智庫，大學裡三倆個老師弄個辦公室，翻個牌也叫做智庫，甚至政府政策研究部門翻個牌也叫智庫。
我們首先要釐清什麼是智庫，智庫是幹什麼的。大學還是要做好教學科研和學術研究；政府的內部政策研究機構主要是服務政府，解讀內部政策，并不具備對公衆的影響力，所以也不能稱為智庫。總之，智庫有它獨特的運營和發展規律，智庫的功能應該留給智庫。在這方面，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是智庫方面的大國，他們有上百年的關於運營現代智庫的經驗，我們要多研究和借鑒他們的經驗。
比較中國的社會智庫和全球的先進智庫，目前在某些領域和某些方面，中國社會智庫研究水平并不差，但在智庫的整體運營、機制建設與管理、研究項目的組織、資金籌集這些方面還存在一些差距。所以，差距主要在組織和運營能力的方面，而不是在智庫影響力的方面，後者這種橫向不具有實際意義。
問：您身兼全國政協外委會副主任、察哈爾學會會長、重要企業的管理者等多職，在以往參與傳播、推動中國公共外交中收獲了哪些心得？十九大期間，在參與推動公共外交中，智庫應該樹立什麼新目標？
韓方明：政協是一個亦官亦民的機構，政協的外事委員會與很多外國的議會、智庫和民間團體都保持了交往，這些交往有些是官方的，有些是半官方的，另外政協也會舉辦很多涉外的調研、考察和視察活動，這也有助於我積累一些經驗和人脈，對辦好智庫非常有幫助。目前，我還擔任了幾家央企的外部董事和獨立董事，這些企業大部分是規模龐大的跨國經營企業，很多在全球範圍內居行業的領頭地位，參與這些企業的董事會層面的決策和瞭解他們的運營也使我受益匪淺，助益我運營智庫。
我有信心和我的團隊一起，讓察哈爾學會繼續向前發展，真正實現我們的願景，就是成為國際知名的、有國內影響力的、一流的外交與國際關係的智庫。其實經常有人問我想把學會辦成什麼樣，我也曾在不只一個場合半開玩笑地講，我的夢想就是，我死後三百年，這個機構還能存在。就像布魯金斯學會在布魯金斯先生離開後依然存在，而且多年都是全球智庫中排名第一。我想即便我們無法把布魯金斯學會作為一個對標，至少也可以作為我們未來發展的榜樣和楷模。
十九大報告涉及國際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表示要繼續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另外在“一帶一路”方面也著墨較多。其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共產黨對全世界的莊嚴承諾。我們作為一家智庫，未來也會繼續學習和貫徹十九大關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這個理念，做好各項工作。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8年3月號，總第24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