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拜登時期，台灣問題對中美關係的負面影響將會上升還是下降，原因何在？拜登政府下的中美關係，是否會有利於改善兩岸關係？
賈慶國：我覺得拜登時期台灣問題會在一定程度上降溫。特朗普政府後期，它曾想通過在台灣問題來製造一場中美對抗甚至危機來轉移國內民眾的視線，以增加自己競選的勝算。拜登政府很可能不會延續這種做法，而且很可能會回到特朗普上台以前美國歷屆政府堅持的對台政策上去。
如果是這樣，拜登政府在台灣問題上應該會做兩件事，一是約束台獨。拜登政府會重申它會堅持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避免讓台獨分子利用美國推動台獨，增加美國捲入一場與中國戰爭的風險。二是它會給中國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要求後者不要在台灣問題上採取激進做法，從而避免台灣被迫接受統一或台海戰爭的可能性。如果美國這樣做，台灣方面推動“台獨”做法可能就會有所收斂，大陸方面在台灣問題上也可能會更加謹慎，兩岸局勢就可能會有所降溫。當然，這其中還有一些因素很難預測。
中評社：您對中歐關係以及中美歐三方關係的現狀和未來如何評價？
賈慶國：最近幾年，中歐在意識形態或者價值觀念上的矛盾有所增加，但經濟合作還在繼續加強。最近雙方簽訂《中歐全面投資協定》，表明雙方都希望深化在經濟上的合作。歐洲國家普遍認為進一步拓展和中國的經貿關係是符合歐洲利益的，它們認為特朗普時期美國政府積極推動中國經濟“脫鈎”的做法既不現實而且是有害的，它們還是希望美國採取經濟上和中國加強合作，同時在政治上對中國施壓。它們對美國的期待與奧巴馬時期實行的對華政策最大的不同在於更多地強調所謂中國威脅和挑戰。
當然，中歐關係也好，中美關係也好，未來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有關各方是否能夠超越意識形態障礙，更多聚焦合作的利益上。現在意識形態因素的上升對中美和中歐關係都構成非常大的障礙。其中，美國和西方國家有他們的責任，中國也有自己的責任。比如中國對外宣傳中太多強調中國和西方國家的不同，常常忽略和中國和西方國家在價值觀上的共同點。比如說中國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包含了西方國家認同的民主、自由、法治這些價值理念，中國的政治體制和西方國家的體制也有很多類似的特點，如對民意的重視、對廉政的要求和對濫用權力的制約。總之，在意識形態問題上，我們需要強調與西方國家不同的地方，也需要承認共同的地方，萬萬不要把自己說成異類國家，因為這樣做很危險，異類國家的存在本身對其他國家就是威脅，且不說它崛起了，而我們需要和平共處，而不是對抗和冷戰。
無論是中歐關係還是中美關係，有關各方都需要採取一個更加全面和務實的態度來處理它們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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