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中國的崛起，日本與東亞地區多數國家的反應不同，不是采取“兩面下注”的模糊性的對衝政策，而是實行總體上制衡而有時對衝的政策。這是由日本的地區強國地位以及日美同盟特殊關系等因素所決定的。2012年到2017年期間，安倍政府在“俯瞰地球儀外交”下，積極配合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遠交近攻，攜美制華，中日關系嚴重惡化。2017年之後，鑒於國內外環境發生變化，制衡中國的政策難以為繼，日本轉而積極強調中日兩國要從此“化競爭為協調”，甚至高調宣稱中日關系“進入協調的時代”。的確，此後日本的對華政策出現了一些積極的變化，中日關系重回正常軌道，但這只不過是日本因應國內外環境變化所做出的策略性調整。事實上，日本制衡中國的戰略取向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我們必須認識到，中日關系的改善是有限度的， “中日接近”更不意味著“日美乖離”，要認清中日美關系的表象與本質。打個未必恰當的比喻，如果把中日或中美之間的矛盾看作是“敵我矛盾”，那麼日美之間則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在關鍵時刻或關鍵問題上，日美甚至日美歐必將聯手對付中國的。
黃大慧指出，拜登上台之後，宣稱要修複與其盟友的關系。對此，日本方面抱有特別高的期待，試圖借機加強日美同盟關系，并構築遏制中國的反華統一戰戰。長期以來，提及日美同盟關系，人們往往用“美主日從”來加以形容和表述。然而，近些年來，日美同盟的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變化。我們看到，拜登上台以來，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發揮了積極的引領作用。
從近期日本的對華表現來看，主張“協調”的少了，強調“競爭”的多了，日本的對華政策出現了明顯的倒退。中日關系仿佛再現2018年前的“競爭性”狀態。據此，是否可以說中日關系重回正軌的發展趨勢宣告結束了呢？進入新世紀以來，中日關系經歷了“惡化—改善，再惡化—再改善”的循環過程，現在是否又陷入“惡化”境況之中？在可預見的未來，中日關系恐怕難於擺脫這種循環。
再從中日韓關系的視角來看，面對中國的崛起，韓國和日本的反應和戰略選擇是有明顯差異的。與日本把中國當成戰略競爭對手并采取積極制衡政策不同，韓國總體上把中國發展作為本國發展機遇，并盡量采取“兩面下注”的模糊性的對衝政策。韓國方面最近明確表示，美國是韓國的最大盟友，中國又是最大貿易夥伴，韓國不會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韓國在重視韓美同盟關系的同時，也會盡量保持與中國的良好關系。也就是說，韓國雖然與日本同為美國的盟友，但這并非意味著韓國對華政策與日美步調完全一致。當然，也要看到，在拜登政府的強壓之下，韓國在中美間的“平衡”政策將面臨巨大的考驗，不排除進一步傾向於美國的可能性。
展望未來，黃大慧表示，隨著影響中日關系的國內外環境的變化，歷史問題、領土問題、台灣問題等因素，仍將對中日關系產生重要影響。如果說，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影響中日關系的主要因素是歷史問題，第二個十年是釣魚島問題，那麼第三個十年台灣問題很可能成為中日爭端的焦點。此番日美首腦會談聲明，自1969年以來時隔52年重提台灣問題，公然幹涉中國內政，對此，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