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這些限制台灣NGO的方式，許多情形是發生在2008年以前，而在2008年以後，丁仁方說，“北京當局有些做法較為緩和，但仍堅持剛性的‘一中原則’，對具有主權象徵的符號，包括名稱、會旗等，仍採取絕不放手的做法；以及，對參與INGO的身份，要求台灣NGO不可以‘國家會員’的身份參與 。在北京堅持‘一中原則’適用台灣NGO的國際參與空間之下，除非‘一中原則’、‘一中框架’特別針對NGO部分有擴張性的解釋及應用，否則，台灣NGO國際參與空間一定仍被高度限縮。”
2008年以後，馬政府對兩岸關係的現狀界定提出了“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說法，丁仁方提到，到2014年2月陸委會主委與國台辦主任在南京會面時，雙方互以官銜稱呼，台灣方面一些大陸事務官員及學者多認為這是中國大陸承認“中華民國政府治權”的開始。目前看來，這樣的看法可能似乎偏於樂觀，從大陸學者的研究裡，可以發現北京當局對承認台灣的治權仍然相當保留，因為台灣方面對治權的要求，不僅是凸顯“中華民國政府”對台澎金馬的事實管轄，也要凸顯一個擁有完整治權，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等，以及自衛權、外交權、及擁有國際人格政治實體的權利，這樣一來，承認台灣的治權就會給大陸帶來相當的政治風險，可能包括；讓兩岸分治現狀固定化，台灣也有可能會藉此基礎尋求“主權”地位；被少數國家利用與台灣發展官方關係，傷害到中國主權統一；可能改變中國統一模式及統一後的國家結構形式，譬如說以聯邦制取代目前的單一制 。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2008年以後，北京放寬台灣參與一些INGO，等於已經放寬了台灣的“外部治權”，或者說容許台灣有所謂的“對外主權行使權” ，這些新的理解及詮釋方式，應該可以讓台灣NGO參與INGO有更大的空間。丁仁方提到，北京或許可以與時俱進，參照這些新的詮釋邏輯，至少對台灣NGO的國際參與，提出從“一中框架”的角度，可有比“一中原則”更包容的適用標準。
他分析道，以台灣NGO的名稱來說，一個冠上“台灣”稱謂的NGO，即便是被迫加上“中華台北”，也不可能會被INGO其他成員誤認為是來自中國大陸的代表，但維持“台灣”的稱謂，也完全沒有增多一些台灣的“主權”地位，或減損中國大陸的“主權”地位；甚至許多冠上“中華民國”稱謂的NGO，基本上是因為這些NGO跟“中華民國政府”登記，是一種“內部治權”的延伸，連代表國家的“外部治權”都談不上，容許這些名稱的存在，也不太可能凸顯“中華民國”的“主權”地位，當然就沒有北京當局所擔心造成“兩個中國”跟“一中一台”的問題。
丁仁方最後強調，北京如果要強調“一中框架”確實有超越“一中原則”的包容性，台灣NGO的國際參與空間應該是一個可以突破的焦點。
（後方支援記者：臧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