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知甫提到，雖然我與父親在同一屋簷下朝夕相處六十個寒暑，父子之間卻很少有促膝長談的機會，因為父親孤獨沉默，一輩子的時間閱讀多於言語。從小體弱多病的父親，對死亡有特殊的敏感性。他特別對因肺病而只活二十六歲的英國浪漫派詩人濟慈的詩，抱著高度的共鳴感，意識到死神奪取他的生命以前，要迫切地燃燒文學的蠟燭留下文學作品。父親遺留文學作品集結《龍瑛宗全集》的問世，即是父親畢生從幻想與讀書過程中付出血汗的結晶，作為留給後代子孫的經典創作；對我而言，它也是賡續父子之間未盡的另類促膝長談。另一方面我也可以從父親的全集裡，窺探他思想的脈絡。
劉知甫表示，時代滾輪不停滑動變遷，有人說文學是時代的反映，所以時代有變遷、有進化，則文學也因之而變遷、而進化。有人說創造是藝術的全部，而文學是藝術的一分子，所以創造之於文學是相當重要。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色彩，文學之好壞不是在字句之間，而是在創造力之強弱。
20世紀是戰爭頻繁的時代，而被殖民地化的人民被帝國主義侵略，為了不甘受壓迫，用各種方法抵抗統治者的壓制。劉知甫提到，抵抗文學遂被認為是愛國主義的象徵，這種反抗精神在當時確實是具有建設性的表現手段，有鼓舞被壓迫者抵抗意識的作用。因此，抵抗文學很容易得到大眾的共鳴，甚至作者會受到很高的評價。抗日期間，中國抗戰文學也就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殖民地時代的台灣，文學家只能用日本語發表文學作品，台灣人作者寫的抵抗文學也備受矚目。劉知甫強調，反觀龍瑛宗在日本帝國強權下，背負茫茫黑暗的文化，側身在日人作家主導的《文藝台灣》集團裡，以陰柔抵抗作為文學抵抗精神，失意崩壞的人物，欠缺積極向上的精神，自我囚禁於腐壞的世界。以這種人物對照戰雲高漲的局勢，正好構成極度的反諷。殖民政府的眼睛仔細檢驗父親的作品，父親也以憂鬱眼睛反觀那巨大的時代。父親沒有配合皇民化運動，也沒有呼應戰時體制，以“不合作主義”抵抗日本帝國主義者。由於世代的交替，殖民地文學也開始漸漸地走入世界文學的領域，相信龍瑛宗文學肯定會有新的評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