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桅提到，以前我們睜眼看世界看的是發達的世界，現在我們對“一帶一路”沿線發展地區也是知之甚少，中國也是重新學習的過程，包括我們的專業設置、語言設置、媒體報道等等。媒體大量的報道沿線國家的情況，豐富了我們對世界的看法，但是總體上，要保障海外利益的安全還是要靠老百姓。
王義桅表示，其次，保障海外利益還靠國際協調。因為“一帶一路”不是中國一家的事情，要靠地區之間的協調與合作。目前一些地區已經有了相關合作倡議機制和安排，包括聯合國、上合組織、東盟地區論壇等。我建議能否成立一個“海上合作組織“，類似南海這樣的問題，以及一些邊界和領土爭端問題上管控一下，讓各國共同發展。我覺得這是可以考慮的。從這個角度來講，“一帶一路”相關機制可以借助原來已有的機制進行一定的創新，，然最終還要加強一定程度上專業上的協同。
王義桅提到，中國的安保公司也可以走出去，跟美國、歐洲的安保公司合作。國家之間可以共同研究，一起承擔“一帶一路”可能帶來的風險和責任。我反對簡單用軍事化的方式來解決，這是不現實的，但是軍事可以做一定的保障，例如提供人道主義援助。
另外，在台灣地區，現在大家對於“一帶一路”倡議似乎沒有太大的興趣，究竟應當怎樣激發台灣的興趣，北京有什麼樣的誘因可以激發興趣呢？
王義桅表示，實事求是的講，“一帶一路”的五通也受到了兩岸之間的三通的啟發，為什麼叫“通”？通了以後，兩岸關係就有了很大的改善。
王義桅提到，最近兩岸關係有反覆主要是因為蔡英文對“一個中國”的認識立場還不夠堅定，或者是沒有這方面的認識，導致了兩岸關係有所反覆。從總體上看，台灣提出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就像香港、澳門一樣是一個很大機遇，只要你拋棄政治上的偏見，不要把它變成泛政治化的鬥爭，我覺得台灣還有很多的優勢的。比如台灣在東南亞這塊有很多的投資、聯繫；台灣跟日本也有很密切的聯繫；兩岸之間本身有很多公司相互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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