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部署了一套嚴厲的誹謗法用以打擊他的批評者，但他並沒有大規模地顛覆新加坡精英管理和廉潔誠實的官僚機構。反觀持續打擊蒂斯塔•塞塔爾瓦德的運動（莫迪最突出的批評者之一），則再次表明了印度人民黨為了打擊政治對手，將不惜破壞印度極少數神聖不可侵犯的機構。
任何批評新加坡民主赤字的人都應該承認，所有關於民主的最初想法與印度、歐洲和美國當前民主的現狀幾乎是沒有任何相似之處。
在雅典式民主里，民主制度是一個對公民平等極其重視的政治體系。對公民本身的定義是有限制的——它排除了婦女和奴隸。但雅典城邦的公民享有一定程度的公民自治和免受傷害的保護。而在現代版的民主里，這都只能是幻想。
雅典城邦的人民在缺乏類似行政、立法等政府機構的情況下擁有實質的權力。相比之下，今天的民主國家把太多的權力集中在少數的機構和個人身上。
“傳統”的媒體，通常是由企業和政治精英聯盟所擁有，更傾向追求轟動效應。這種媒體通常無法代替雅典公民公開討論和辯論的作用。社交媒體，和民主的研討會相比，似乎更適合用於自我宣傳和誹謗他人。至於常規的選舉，它們越來越多地驗證盧梭的譏笑——英國人是每七年才能有一次自由。
許多民主政治體系，服務與被統治於金錢和權力而不是人民。很明顯，數十年後，這些關於民主的花言巧語才能實現，那是一個關於民主最初的構想——人類共同生活在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里，儘管這並不是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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