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還有一個非常值得觀察的現象。十九大之後，國際上對中國的反彈是非常強烈的，對中國的誤解、曲解很多。過去台灣與論都是跟著國際走的，但是這次台灣是逆著國際走的，反而對大陸的好感和認同度增加了，出現了“統升獨降”的現象。台灣青年選擇“西進”，來大陸求學就業，這個現象也很值得關注。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大的變化？我認為是事實教育了台灣。民進黨倒行逆施，相形之下，台灣民眾覺得大陸發展得不錯，習近平主席能夠堅持民族尊嚴，台灣民眾覺得挺好。
我覺得大陸學者對於台灣人民的思想、心理的認識是不足的。我們現在是通過民調來了解台灣民意的，民調確實反映了一部分民心民意，但是是比較表面的層次。這次九合一選舉是地方性選舉，民心民意的反映還沒有那麼深刻，但是已經能夠看出一些端倪，一些趨向。還有一些這次選舉沒有反映出來、更深層次的東西，就是學術界需要研究的問題。
從理性、非理性因素兩方面看台灣民意
俞新天：台灣有句話，“民意如流水”，但是民心也是有一定規律的，而且有一定的發展趨向，問題是我們有沒有把握住民心？有沒有把握住台灣人民呼吸的脈搏？我們要兩岸心靈契合，就要知道台灣人的心跳是多少，心都不能跳在一起，怎麼能夠心靈契合？
這裡面涉及很多問題，一部分是“理性分析”。理性分析目前做得很多，比如分析九合一選舉結果的原因，分析民心民意有什麼變化；還有一部分是感性的，不表現在那些表面的原因上。很多人說他們支持韓國瑜，是支持他對高雄發展的規劃，但嚴格來說，韓國瑜選舉時說過很多錯話，那時對高雄還沒有提出很多建設性的發展意見，但是大家就是支持他、喜歡他，這就是情緒、感情。感情是非理性的，不是理性能夠說明的。這裡面的問題就是——台灣人民喜歡什麼樣的人，喜歡什麼樣的行為，喜歡什麼樣的領導人，喜歡什麼樣的溝通方式。我們應該把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應該加合在一起來看問題，我覺得過去大家在這方面關注得太少。
我在“太陽花學運”之後，就開始關注非理性行為。太陽花學運完全是非理性的，本來服貿協定對台灣來說是一個好事，為什麼那麼多人相信服貿協定“洗頭又洗腦”？迄今為止，我認為台灣人民對太陽花學運沒有很好地反思，很多青年人以為自己參加政治了，做得很爽，殊不知方向錯誤，毀壞兩岸關係，損及台灣人包括自己的利益。這就是沒有分清是非，是情緒性的表現。在涉及身份、安全和認同問題上，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更強，而且它的特點和運行方式與理性行為大相徑庭。因此“台獨”力量容易煽動起人們的情緒。我們應更深入研究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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