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培養了一批親日的仕紳。孫若怡表示，這批人在日本統治時期，獲得了許多的政治經濟利益，享受到日本的培養與支持。他們既沒有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民族存亡的憂患意識與歷史經驗，甚至在面對貧弱的中國與中國人時，反而懷有極度的優越與歧視感；不少人更成為日後台獨運動的重要推手。
國民政府時期的相關政策
孫若怡說，1949年底國民政府播遷台灣，唯當時風雨飄搖根基不穩。1950年6月25日，朝鮮金日成進攻韓國，美國總統杜魯門毅然出兵，且派第七艦隊巡航台灣海峽；韓戰(1950-1953)的爆發使台灣的國府政權，獲得了美國的安全保障。1952年，反共的共和黨在大選中勝出，艾森豪當選了新一任的總統，台灣終於成為美蘇冷戰(1947-1991)的反共堡壘。國民政府時期的相關政策對台灣社會親日情結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反共抗俄政策下的偏失(1949-1988)
1、實行“白色恐怖”政策。在兩蔣治理時期，台灣對內主要實行“反共抗俄、反攻大陸”的政策。為肅清匪諜，除實施“動員戡亂法”外，50年代更在全島發起了“白色恐怖”行動。不但迫害了大量的台灣左翼運動人士，也在親美、反共的政策下，扭曲了對“中國”與民族主義應有的認知。爾後，親美、反共的政策又被塑造、扭曲成一種意識形態，成為日後台獨派與獨台派，借用西方話語與中華民國，批判中國、反對統一的藉口。
2、對忠奸問題沒有徹底的清算。日據時期台灣同胞的抗日行動悲壯慘烈，直可謂驚天地而泣鬼神，然而對這些志士先烈的義行與精神，無論在教科書或研究論著中，政府都沒有予以應有的傳承與尊重，更幌論由國家舉行祭祀儀式以示追思。這不但使年輕一代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殘酷性，毫無正確認識的機會與聯繫，也未能協助受殖民統治的台灣同胞，建立起做為中國人應有的自信和自尊。日後反而使日本能在強勢經濟文化運作、台獨學者配合下，樹立了殖民統治正當性的理論。至於對台籍菁英的拔擢上，更是充斥著友日本色彩。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台灣先民英勇抗擊外強的史詩，應該徹底的清算還予公道。
3、對日卑躬隱忍的作為。或許是基於國共鬥爭的考量與需要，蔣介石在抗戰結束之際，就對日本表達了“以德報怨”的態度。1952年4月28日，在簽訂《中日和約》的議定書中，又自動放棄“根據舊金山和約第14條甲項第1 款”中，“日本國所應供應之服務之利益”。換言之，國府放棄了抗戰勝利應該有的賠償要求；李敖評之為是“權謀與私利”的結果。此外，蔣介石在抗戰結束之際，曾將日本頭號戰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送返日本。1960年代，他引進岡村寧次領導的日本“白團”，組訓國府軍隊以對抗大陸政權。至於釣魚島的歸屬問題，國府相關的外交檔案，幾乎皆以禁聲迴避方式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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