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本在對華經濟政策上,來自美國的壓力減弱。疫情改變了世界,主要是改變了中美力量對比,改變了日本對美和對華經濟關係權重,日本將更加明確地推行政經分離政策,在地區乃至世界範圍尋求與中國的合作,比如RCEP落地、中日韓FTA加速、中日第三方合作擴大等。
中國取得戰勝疫情冠絕世界的輝煌勝利,美國一意孤行慘敗,西方世界防疫不力,日本自噬佛系抗疫苦果;中日在在地區和全球經濟合作方面,利益決定選擇。後疫情及疫情後的世界,中日雙方不是誰都離不開誰,而是日本在經濟上更加離不開中國。
第三,中國在應對美日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的壓力將可能增強。美國民主黨政權與日本自民黨政權在對華意識形態問題上的對立、對抗,由特朗普時代日本安倍政權的日方一個積極性,重新右擺變回到美日雙方共同發力的兩個積極性。在涉港、涉台、涉疆、涉藏等我內政問題上,美日將可能有新一輪炒作施壓。
“我堅信不疑的一點就是,日本的國家戰略是在美日軍事同盟的限制下,或者說借重美日軍事同盟,在與崛起的大國強國中國對抗的過程當中,謀求自己獲得獨立。沒有對手,日本難以擺脫美國事實上的軍事占領。”呂小慶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