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根源不足以凝聚彼此
由於不認為在短期內候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具備足夠能力和條件處理宏大的深層次問題，許楨傾向相信候任行政長官在即將開始的5年任期內，應在梁振英的論述基礎上進一步有所豐富，使香港人有信心相信自己在國家乃至亞太區的發展道路上，不僅可以把握客觀存在的機遇，而且自身亦具有獨特的優勢。
而就更長遠的視角而言，除了行政長官發揮相對有限的作用之外，許楨期望在國家層面，中央能夠對兩地價值觀差異所帶來的根本性問題更為重視、更為進取。他認為在香港和國家整合的宏觀論述之中，內地社會在價值觀和認知領域的發展，亦影響到香港的中生代、新生代能否拉近與國家之間的距離，找出自身在國家發展當中的角色以及兩地對未來生活和社會的共同想像，換言之就是彼此“同向不同步”或“同步不同速”，即各自都朝同一個理想社會的願景進發，只不過基於各自的客觀條件，包括歷史背景等方面的不同，這一進發過程的形式、速度各有不同。
許楨警告說，若香港與國家之間無法從根本上處理價值觀和認知層面的差異及不一致，那麼香港和國家在實踐“一國兩制”過程中出現的不協調、不適應，就不可能得以消除，香港政局和社會撕裂的根源亦不能真正解開，而在香港人與國家因價值觀和認知差異而產生的各種各樣的摩擦之中，香港偏向分離主義這一不理想的選擇難免將逐漸浮現。
“真正能夠令香港人信服的始終是中央。中央在處理香港事務當中，不提政治、只講經濟，會令原先合理的經濟議題變得不合理，因為民眾看到的不是你講了經濟，而是你不講政治。政治問題不能單靠經濟論述和經濟手段解決。不談政治議題、不談價值觀，就不會有對未來美好社會的共同想像。”
許楨還指出，在當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疆界越來越模糊，除了物流、資金流可以暢順流通之外，人本身的流動性亦明顯加強，因此民族意識或者說香港回歸前夕以至上世紀80年代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後的反殖民意識已大不如前，如今再去強調種族和血緣，已不足以鞏固一個現代國家的凝集力，尤其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更應強調一個理想的未來共同社會，例如如何令生活環境更文明、更有尊嚴的願景和藍圖。
他認為，如果不直面這一問題，不去論述香港與國家共同的未來，而仍只停留在彼此作為炎黃子孫這一共同的根源，那麼無論在思想層面的論述，還是在現實層面的操作，都是不可行的，因為一群人共同的根源，不代表這群人必定對未來理想社會有共同的想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