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認為，台美談判的關卡可能就卡在大罷免，所以即便現在20%還有得談，但要付出的代價恐怕不小。
至於關稅20%的實質衝擊，吳崇涵表示，影響非常大。他舉例說，許多傳統加工品如工具機、螺絲、螺帽等，利潤本來就低，大概三成左右，如今被課20%，實質利潤可能只剩一成，甚至虧損，在這種利潤下，企業根本無法出口到美國了，只能尋找其他市場。
吳崇涵也提到，這波關稅僅是初步，科技業等著之後的“232條款”調查公布後，可能另徵的半導體稅，才是可能對台灣產生更大衝擊，這些潛在威脅，都是美方手中的籌碼，若我們不主動調整政策，只會被動承受更多壓力。
吳崇涵表示，台灣若要爭取降稅，勢必要對美開放更多市場，包括農產品、汽車、基因改造食品等，甚至可能動用外匯存底赴美投資。但這樣的讓利，是否符合台灣社會的期待？是否要經“立法院”同意？他認為，這些都是民主程序應有的基本討論。
也就是所謂的“雙層賽局（Two-level game）”，吳崇涵說，這在國際談判理論中是常識，譬如日本首相石破茂就曾在對美貿易談判中強調，任何協定都須經國會審議。這才能提升政府在對外談判中的籌碼，台灣若要對美有效談判，也必須尊重“立法院”在協定制定上的角色，而非由行政部門片面決定，這樣不僅可以凝聚共識，也可作為對美方的談判後盾。
吳崇涵強調，這次大罷免在野黨保住多數席次，這代表“賴政府”未來若要再做出重大承諾，就必須拿出說服人民與在野黨的理由，這是一種制衡，也是一種保障。
他指出，美中競爭加劇下，過去台灣面臨的主要威脅來自中國大陸的軍事壓力，如今則是來自美國的經濟壓力，現在民眾感受到的，是美國的實質經濟衝擊。當避險成為必要選項時，台灣對美也要避險，不能只是單方面讓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