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及內地年輕的一代，能為“一國兩制”現在乃至未來的實踐和發展做些什麼？
田飛龍：兩地青年人需要適度超脫歷史恩怨與負擔，共同面對國家的新發展與新機遇，互相尊重，積極融入，爭取自身發展與國家發展相結合。青年是一國兩制的未來與具體實踐的歷史主體，應增加建立長期化、多層次的溝通及互助機制，分享各自成功經驗與發展機會。
香港青年人需要更多理解內地的集體主義及國家利益，內地青年人需要更多理解香港的國際屬性與香港社會對自由的由衷熱愛和堅守。兩制差異本質上是價值觀差異，但我們共處一個偉大的文明共同體，求同存異是我們祖先的生存相處智慧，而辯證融合則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法則。兩地因更多“平視”對方以及共同面對國家，才能逐步調校精神上的虛妄執念，從容於自身命運與前途的追索。
香港治理進入某種“中期時刻”
中評社：您個人對回歸20周年的其餘觀點和看法？
田飛龍：今年是香港回歸二十周年，也是“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在香港的制度實驗二十周年。“一國兩制”作為中國憲制建構與國家治理的重大創制，構思於共和國第一代領導人對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的整體戰略之中，成熟於對港澳的回歸談判與基本法立法過程，對兩岸關係發展亦產生結構性與示範性影響。香港《基本法》作為“一國兩制”的第一個正式立法，有著重大的歷史與制度開創意義，對於澳門回歸、台灣回歸有著不可取代的經驗與先導意義。因應港澳台不同的歷史與制度背景，“一國兩制”在共享基本思路與原理的同時，也在各自地域性實踐中產生了特色性問題和經驗，同時面臨著差異極大的問題和挑戰。
二十年來，中央和香港社會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共同致力於香港的繁榮穩定、兩地的經濟互動以及《基本法》之下香港的政制發展、法治進步和社會變革，取得了基本的成功，但也面臨著來自多方面的挑戰。從居港權危機、23條立法、國民教育風波、“本土”主義興起、“佔中”運動衝擊、“旺角暴亂”滋擾到“港獨”議員宣誓事件，林林總總，顯示出香港治理在歷史觀、政治認同、法治底線、社會取向等諸多方面均有著不容輕視的衝突與分歧。如今，香港治理進入了某種“中期時刻”，迫切需要中央、香港以及各界仁人志士對這二十年的經驗與教訓進行客觀理性的回顧、總結與反思，為建設未來三十年的新香港、新國家貢獻才智。我們需要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同時，也講好香港故事，才能更加平衡與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一國兩制”與《基本法》。
具體而言，“一國兩制”在香港繼續實施的國家性意義依然突出：第一，“一國兩制”正在進入“二期工程”，香港《基本法》及其系統經驗對於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結構與細節仍然具有示範與先導意義，香港作為“治理特區”的憲制價值逐步超過“經濟特區”；第二，國家的“一帶一路”戰略事關民族復興大業和21世紀全球新秩序大局，但對主流世界的系統知識與交往經驗方面仍然需要香港協力；第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需要一個驅動核心，若非香港承擔，也至少是香港與深圳共同承擔，香港信心與香港參與依然重要；第四，香港民主化及其憲制檢討是中國整體性的國家建構與立憲民主進程之有機部分，是內地任何發達城市之改革所無法取代的；第五，“港獨”與“本土分離主義”在中央干預、香港法治及香港社會自我淨化作用下已呈現頽勢，和解政治顯露曙光，“一國兩制“應做更積極思考，釋放其豐富的制度活力與創造性，對香港與國家可以繼續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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