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今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首先想讓您提出對“一國兩制”在港實踐20周年的看法？
劉佩瓊：我認為，香港“一國兩制”是沒有歷史參考的、創新的提法，香港的回歸，實際上是政權的回歸。從歷史角度來看，就像是“改朝換代”。這種情況下，社會結構、經濟結構、運作方式，隨著政權改變一定會有所改變。
雖然基本法中說“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但其實整個制度、架構、運作方式一定是要改變的。因為對象不同，以前香港是英國殖民地，總督是絕對的權威，而回歸之後，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政治架構遠遠超越過去決策的架構。比如立法會、行政會議，與總督的關係，與特首的關係相去甚遠。
我曾在文章中提到，港英時期，強調政府不干預政策，但是在市場經濟中，政府還是需要做很多事情。例如回歸以前，最早期的十年房屋規劃，社會福利計劃，還有談判過程中提出的玫瑰園計劃等等。回歸之後，有很多亟需解決的問題，比如我們知道，科技很重要，香港要產業升級，但特區政府提出要成立科技局卻被立法會拖了兩年多。
157年的港英統治期間，在教育方面，香港沒有加強對國家歷史的教育。香港政府應該是履行“一國兩制”的重要力量，但是香港17萬公務員對於國家的瞭解基本上等於零。張德江委員長有提到，“政府的班子要愛國”，但香港在這方面根本沒有做到，所以很多政策被這班人制定的時候，他們強調的是中立。所以我認為，第一，香港對“一國兩制”的實踐工作還沒有到位；第二，“改朝換代”二十年的歷史很短暫，“一國兩制”在實踐期間會存在很多問題和矛盾。
中評社：20年來，香港經歷了金融風暴、沙士等一系列危機，香港作為一個自由經濟市場，受到了巨大創傷，但香港每次能夠從危機中走出來，您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劉佩瓊：香港剛回歸就迎來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又遭遇沙士和禽流感，但每一次危機都能夠度過，這與香港社會自身的長處和優點不無關係。一直以來，香港經濟的發展都是波動的，因為香港很小，所以經濟變化特別快，形勢好的時候經濟增長很快，不好的時候就變成負增長。香港是外向型經濟，一定會受外來因素影響，特別是受環境因素的影響。香港幾十年來經濟的特點，就是能適應，這也是香港的優點。香港能夠適應變動，而且能度過危機。SARS期間，香港的醫務人員和社會高素質團隊一起應對困難，這是非常值得稱讚的，也是香港的一個優點。
第二個因素，內地對香港政策上的扶持，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不能否認的。總的來說，香港本身的經濟體系能夠應付一些困難，再加上與內地經貿方面的關係、合作的關係、中央的政策等，都對香港產生很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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