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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何志平。(中評社 王平攝) |
不為良醫 即為良相
中評社:您是眼科界的佼佼者,是非常著名的眼科醫生,但後來卻走上從政的道路,卸任後又成為一個幾乎不太露面,為國家外交工作默默奉獻的人,您的想法和目標是什麼?
何志平:我一生追求真善美,最開始的時候我是一個音樂家,我是拿著音樂獎學金去美國留學,那時候我拉小提琴,所以音樂就是我的美。後來我發現在美國吃音樂飯很困難,特別是一個留學生,想要通過音樂在美國生活是難上加難,因此我轉為學醫。
為什麼選擇眼科而不選擇外科,是因為眼科為病人帶來希望和光明,帶來歡笑和快樂,所以我認為這是善。另外,在美國和我競爭的都是外國學生,他們體型比較高大壯碩,病人也比較高大,如果我學骨科或者外科,可能我的身材會成為短板,所以我就在想怎樣可以發揮我的長處,彌補我的短處。
我發現我的手比較巧,我左右手都可以做手術,特別是在顯微手術中,我可以發揮所長。而外國人的手比較粗笨,這讓找到了自己的優勢。
我在美國的最後一份工作是在哈佛大學醫學院擔任臨床眼科院士,那時我也是美國眼科學院院士及美國外科學院院士。改革開放初期,第一批留美返華的眼科學生都回到國內任職,他們都曾在我的實驗室看過我做手術,聽我講課,因此認得我。後來他們知道我回到香港,非常高興,馬上邀請我回到內地。所以我7月1日在香港中文大學上任,9月1日就被邀請到北京協和醫院,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在協和醫院講課。
我在北京講課時,台下全都是各大醫院的專家教授,其中一位聽課的301醫院的教授,又邀請我去301醫院講課,之後還有同仁醫院等等,所以我很快地就成為了內地的眼科紅人。
那個時候我就希望把最先進的眼科技術帶到內地,但我還是覺得內地的醫院跟不上來,醫療水平差距至少有十幾年,不是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環境。很多新的機器設備,比如激光,我帶去內地,竟然沒水沒電可以用,水不乾淨,電也不穩定,顯微手術基本的設備也沒有。
回到中國時我在想,如果我每天做手術,一天下來至多二十台或是三十台,但是如果我教給別人,那效率會更高。但沒想到的是,培養一個有經驗的眼科大夫,沒有十年二十年是無法達到的,花費的時間太過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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