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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友詩接受中評社記者專訪。（中評社 郭艺星攝） |
香港也一樣，港英政府也進行反共拒中教育，同時灌輸西方意識形態。兼且香港不少人在1949年逃難到香港，文革和大躍進時又來了一批，所以殖民地的背景和反共抗共懼共的背景是根深蒂固的。另外，當中國崛起以後，美國開始積極要圍堵中國，防止中國的崛起，破壞中國的發展，而台灣和香港正好就是他們的跳板和利用之地。
台灣從1949年之後，美國在台灣就介入非常深，其後台灣的民主化以及李登輝上台後的一系列修憲，以及台灣政治精英的培養接班，都有很強的美國人的影子。
在香港也一樣，我們可以留意到，2010年的蝗蟲論是一個分水嶺，2010年之前反對派的反對運動都是零敲碎打，針對的是特區政府，主要還是經濟民生的議題，當然也有反對23條立法。可是2010年以後，直接針對的就是中央政府，以及針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當然包括普通話和內地人民。2010年以後，社交網上也多了好多辱罵中國人和中央政府的言論，“支那”、“赤化”、“暴政”一類言論就是那時不知從哪裡大量冒出來的。而2010那一年，正是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時候，也是美國正式“重返亞洲”的一年。
近年，我們又看到了很多日本右翼的影子。日本右翼聯合台灣，台灣現在的台獨運動和日本右翼分不開，而台獨運動和香港本土運動和港獨又連成一線。好多本土組織和港獨份子到台灣去拜見日本右翼份子。而日本的右翼背後也有美國撐腰，所以我們從歷史背景和國際背景看這個問題時，我們就很能夠抓住重點。我認為，台港兩地教育的去中國化也和這兩個大背景分不開，其人事布局和課程安排都有歷史背景和國際背景的因素。緊緊抓住這兩個重點，然後我們再來看年輕人面對的發展問題，上流困難問題，以及住房等問題，這就屬於第二層的問題了。
現在這些矛盾反映在年輕人的身上特別激烈，因為他們是最受經濟衝擊和全球競爭衝擊的一群，不像中年人已經有事業和財產的基礎。可是實際上，這個問題反映的是國家面對反叛的邊陲地區一個永恆的課題和難題，也就是一個處於邊陲的地區，本有的叛逆之心，加上外人的挑撥煽動。我們抓住這個重點的時候，一方面我們必須從經濟民生教育各方面入手，去化解疏導，可是另外一方面一定還要有強硬的手段和堅定的決心去面對歷史背景和國際的環境，這樣能才斷絕禍根。
中評社：您所說的強硬手段指的是哪些方面？
凌友詩：對於港獨社團以及現在這些政治學生，他們背後一定有人策劃組織，在校園中挑動學潮，甚至他們本身就是策動者。對於這些保持著港獨和本土自決思想的，採取激烈行動和煽動學潮的，無論是學生或者背後的教師政客，我們要用嚴格的法律手段去懲治，這就涉及23條立法的問題。
我必須強調，23條立法有兩種模式，現在很多人都沒有弄清楚。23條立法的第一種模式是由政府提出法律草案，交由立法會審議和通過，制定法條。另外一種模式是將香港現有而具有國安條款作用的法律，藉由刑事訴訟的程序去激活。透過訴訟，就可以建立判例，有了事實認定和量刑標準。普通法是非常注重判例的法系，一旦激活了條款，而且建立了判例，是非常有效的，可是這必須由特區政府提出檢控，控辯雙方和中央地方的攻防將會非常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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