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記者：從特朗普回到中美關係，中方提出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構想，您認為這在特朗普時代，美方接受這一倡議的可能性還大嗎？
修昔底德陷阱是中美結構性矛盾 特朗普未必接受新型大國關係
李義虎：我覺得從這些言論來看，特朗普接受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其實奧巴馬原來接受也很勉強，最開始奧巴馬也不接受，後來比較勉強地、跟進式地提到了這個概念。特朗普的個人風格和對外戰略，特點是在經濟上反全球化，另外新孤立主義對他在對外政策、國際政治和安全問題上都會產生影響。中國提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是一個新的理念，旨在超越和擺脫修昔底德陷阱，特朗普從國際政治流派上來看更可能是現實主義傾向，這就使其對華在經濟和安全方面採取比較強硬的政策，從已有的言論中，我們可以看出來也可以做出這些判斷。
中評社記者：那您認為特朗普上台後，和貿易問題、朝核問題、南海問題、涉藏問題、人權與意識形態問題相比，台灣問題在中美結構性矛盾中的地位是否會上升？
李義虎：朝核問題不能說是中美結構性的矛盾，因為中美在這塊也有合作，台海問題上中美也有合作，比如中美有著聯手管控“台獨”的歷史經驗。中美關係中的結構性矛盾，其最基本層面是美國是世界老大、是霸權國，而中國是正在強勢崛起的老二，其綜合國力與美國的差距越來越小，這之間的關係才是結構性矛盾。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霸權國和趕超國之間的矛盾，這是一組結構性的矛盾。美國如果不能容忍中國的崛起，或者中國一定要超過、取代並且排擠美國的地位，這就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相反，如果中國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並且和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我們就擺脫了修昔底德陷阱，我們就走出了另外一條路，化解了結構性矛盾。如果美國也用這種很安然的心態接受國際關係的自然演變，也不會發生這些事，但就怕老大和老二較勁，美國處處要壓制和限制中國的崛起，打壓和防堵中國，這樣就會激化結構性矛盾。中美結構性矛盾在一些領域會有體現，比如體現在貿易問題、台灣問題上，但最根本的還是那一組矛盾。
中評社記者：去年，您的涉台觀點曾兩度引發兩岸輿論熱議，第一是您曾在報道中提及制定《反分裂國家法》細則，第二是您表示要懲罰支持“台獨”的台商。您今天可以談談您為什麼在那兩個場合有這樣的發言呢？
法律手段塑造反對“台獨”有形之手 可能性正在上升
李義虎：關於第一個問題，當時我是這樣說的：蔡英文上台在島內推動“文化台獨”、“教育台獨”，好像覺得大陸的手夠不著、管不著島內事務。我認為，大陸也要正面形塑有形之手，對各種各樣的“台獨”都能夠應對和反制，而不是任其隨意的發展，而形塑有形之手有很多方面，比如政治、軍事、外交、民意，另外一個就是法律的有形之手，拿起法律武器。所以在2005年3月，全國人大高票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那時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有當時的時代背景，在當時也起到了遏制“台獨”的作用，對穩定台海局勢也有正面的意義，但《反分裂國家法》規定的都是原則性的事項，比較抽象，字數也不多，只有一千字，被稱為“千字文”。更何況2005年至今也有11年時間，兩岸形勢有了很大的變化，台灣發生了第三次政黨輪替，民進黨也再次執政，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識”，島內也有一些“台獨”的鼓噪，所以有必要對如何運用《反分裂國家法》，如何讓其在穩定台海局勢、反對和遏制“台獨”上發揮實際作用，進行更深的思考，提出新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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