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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生認真聽課記筆記（中評社 束沐攝） |
他發現，為了更好地適應和發展新經濟，中國大陸還需要在知識產權交易、經費管理、融資等方面克服各種體制機制障礙。他特別指出，當前大陸的管理體制還不適應新經濟的發展速度。周天勇舉例說，針對“滴滴”“優步”等網約車的快速發展，各地相繼出台了一些規定。但這些規定提出的網約車必須統一車距、司機必須是本地人等要求，實質上就是在限制網約車發展。
周天勇直言，這就是管理思維方式存在問題，他介紹，以某平台網約車為例，該平台全國每天平均收到3000萬訂單，由於司機不夠只能受理到2000多萬單，大概有1700萬司機從事該平台網約車業務，實際上解決了1700萬人的就業問題，比全國出租車司機的人數還多。不過，由於網約車屬於互聯網公司，總部只能選在一個城市註冊，但其它省市就會認為，你不在我這裡繳納稅費，又占用我這邊的公共資源，於是採取限制措施。
他分析，如果讓網約車在每個地方都成立公司，那麼成本就太高了，所以這說明網絡經濟和現實體制不適應。他建議，可否成立虛擬公司，至於繳稅的部分，根據該平台在地區的收入劃賬到各地政府。他感慨，可見新經濟出現了一系列新問題，用老的體制就沒有辦法管理。
展望未來的改革措施，周天勇表示，國家應支持產權改革，如大專院校、科研院所應該給予發明者法定的股權，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措施。此外，所有的專利技術，除了保密原則規定的項目外，都必須要到網上公開。他強調，新經濟開始要先讓他幹、先讓他試，政府應適度放寬新經濟的准入機制，他以阿里巴巴在杭州發展起來的例子表示，阿里巴巴在北京可能就發展不起來。他還注意到，杭州設立了首家網絡法院，他認為這也是一項具有重要意義的改革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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