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官方層面的新政策論述之外，他介紹，從民間層面來看，已經有很多關於“融合型統一”的論述，比如國家球體理論、第三憲理論等，都在“融合型統一”的脈絡之中。因此，黃嘉樹把上述官民兩方面的主張概括為“融合型統一”概念，並將這一概念與“招安型統一”進行了比較，把兩者之間的區別歸納為四點：
第一，“招安型”工作主軸是對方首腦人物，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工作路線，以對方領袖為突破口，不直接面對管治對方人民的問題，收複完對方上層後，再讓對方上層來管老百姓，所以招安就意味著給上層一點待遇；但“融合型”是整個對方全體為爭取對象，既要爭取上層人士，更重要是爭取民心、轉變民意結構，實際上是未來治理2300萬人民預做準備，為今後統一後降低治理成本所預做的民心基礎工程，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工作思路。所以“融合型統一”就要特別強調兩個隔絕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繫，強調共同利益的連結和構築命運共同體意識等。
第二，“招安型”實際上是一方意志的事情，讓對方意志屈服，統一者是勝利的，另一方是體面的投降，而理想中的“融合型”是雙方共同來完成的，至少在表面上不存在歸降。
第三，“招安型”推動過程中是密室作業，因為“招安”不是面向老百姓的，不到時候也不讓更多人知道。但現在“融合型”就要求整個決策和操作過程中要有很大的透明性，特別是在台灣現在的情況下，不可能繞開民眾直接謀求統一。
第四，“招安型”雖然屬於和平統一的模式，實際上是我們古人處理以前割據局面的一種和平模式，最後實際上還是要靠武力，也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我們以前一些“招安型模式”，包括“北平模式”就是武力模式，只不過到最後一刻沒有打起來而已，前面已經打了很多仗了。換言之，“招安型”是以武力為後盾，甚至要小打，但“融合型”要求共同參與，對方要有積極性，相對而言就要收心為上，對方有參與和贏面，武力牌作用相對下降，所以在這種情景下談時間表的問題就要謹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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