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憾的是，無論是涉及市民日常生活的各項政府補貼，還是在住房、養老等深層次問題的規劃，政府不是“蜻蜓點水”就是“畫餅充饑”，一些旨在長期性、根本性改善香港民生福祉的政策甚至墮入“塔西佗陷阱”，公信力盡失。歸根結底，政府應該抓住“獲得感”和“希望”兩個關鍵詞。“獲得感”往往是從小處著手、在細節見真章，讓市民真切感受到政府的關懷與服務。同時，“獲得感”絕非是靠天上掉餡餅砸出來的，讓民眾“看到希望”則比“有獲得感”更加重要。福利政策是給社會“兜底”而不是培養懶人，政府“扶貧”不能硬生生劃出一個“貧困階級”，而是讓基層市民特別是年輕人看到向上流動、實現更好生活的希望，否則就會掉入“派錢捱罵、不派錢捱更多罵”的怪圈。
第三，施政必須高舉“效率優先”的旗幟，因為對今天的香港而言，效率才是發展的前提。過去內地改革開放常講“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後來隨著社會需要更加全面、均衡、充分的發展，逐漸向“兼顧效率與公平”的理念演變。但令人悲哀的是，如今“效率優先”卻是整個香港社會對政府的奢望。就以防疫為例，今年以來香港本地疫情逐漸受控，追蹤潛在感染者的能力明顯增強，零星社區暴發並未擴散至全港，就是歸功於政府果斷封區強檢、加強入境管理等措施提高了防疫效率。但可曾想，早在去年初就有專家和民眾呼籲的入境“閉環式”管理，直到去年12月才做成，早在去年7月就有各界人士建議的“封區禁足”措施，直到今年1月才真正兌現。就在這樣的拖沓和低效中，香港浪費了多少次本地清零的機會？又忽略了多少次疫情輸入的風險？
套用一句歐美輿論常用的話，“笨蛋，問題在經濟，更在效率！”港府過去一年抗疫工作的低效，只不過反映了整個治理體系弊病的一個側面。例如在過渡性房屋政策方面，政府從早些年設想改造工廈、到近年提出改裝酒店，全數停留在“研究”階段，唯一拿得出手的僅是去年落成的89個深水埗“組合屋”單位。但只要比較一下類似“組合屋”概念的竹篙灣隔離營，在內地企業支援下3個月時間就已建成800個單位，可謂天差地別。再如在融入大灣區政策方面，幾乎淪為官員網誌上的自說自話，完全拿不出吸引眼球的宣傳和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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