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之下香港享有充分的出版自由，包括教材編纂、出版、選用當然可以保持原有多元化模式，但政府必須在教材中涉及國家主權、安全以及憲制秩序等重大問題上拿出硬性、可約束、不可自作主張的綱領或標準。例如，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和領導地位，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香港居民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定義務等等。對於這些問題，無論是誰編寫的教材、無論是哪一個版本的教材，不僅容不得半點含糊，而且還需要與“國家標準”看齊。特區政府必須要擔負起“對上”理解把握中央政策精神、“對下”指導監督各類教材出版品的政治責任。與此同時，政府應該為國民教育類課程推出官方版教材，除了供各所學校選用外，還可以發揮“風向標”功能，給其他民間出版社提供一個可供參考、借鑒的範本。
其次，“愛國者治教”原則下的國民教育體系，本質上屬於青少年思想與道德教育範疇，需要充滿人文關懷、針對現實痛點，讓香港青少年感受到“溫暖”。作為個人價值理念重要組成部分，國家觀與人生觀、世界觀是一組相互影響的聯動關係，當青少年難以樹立正確國家觀時，必將導致其對社會、對生活產生灰暗、消沉乃至極端的想法；反過來，一個健康積極、樂觀向上的青少年，必能對個人、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產生正面認識和思考。眾所周知，香港社會壓力大，生活成本高、居住空間狹窄，再加上資本主義環境下亞文化氾濫，許多香港青少年面臨心理問題或精神疾病隱患，近些年的黑暴和疫情更令這一問題惡化。有機構在年初公佈的調查顯示，近三成香港青少年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官方數據亦顯示2019年至2020年中小學生懷疑自殺個案及新患精神疾病個案達到五年以來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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