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觀察2·14事件各方面反應可知，島內民意對金門長期存在“邊陲意識”，但認識到金門特殊角色，金門當地民意則對民進黨干擾兩岸交流合作深惡痛絕，這些都可以轉化為引領廈金融合的積極因素。
閩台、廈金融合發展，既要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導，也要自下而上的民意認同。在這一點上，從2·14惡性事件發生後，台灣本島民意與金門在地民意的反應來看，可以充分感受到廈金和平交流、融合發展的民意基礎仍然相當深厚。首先，由於歷史原因，島內民意長期對金門存在“邊陲意識”，當大陸全面“接管”廈金海域執法權後，“台獨”勢力無法挑起島內民意反彈；其次，眾多島內有識之士深知金門對兩岸和平的特殊角色和價值，在2·14事件發生後多次呼籲台當局授權金門“地方對地方”與大陸溝通處理；此外，金門各界民意對民進黨當局政治炒作“2·14事件”強烈不滿，對廈金合作前景與民間情感深感憂慮。上述民心民意特徵清楚說明，閩台、廈金融合是民心所向、勢不可擋，應抓住時機、迎難而上，讓島內同胞及金馬鄉親真正感受到融合發展的和平紅利。
第三，有效治理是深化融合的本質要求，探索兩岸融合發展新路需主導“治理權”，以2·14事件後大陸在廈金海域常態化執法為契機，盡快塑造長治久安治理環境，為閩台“新四通”建設保駕護航。
作為台灣當局的海事行政執法部門，在兩岸和平發展時期基於一中原則的溝通合作基礎上，台“海巡署”曾為維護有關海域作業秩序、保障兩岸漁民權益發揮過一定有益作用。然而，2016年民進黨執政後，“海巡署”淪為其錯誤兩岸路線的執行者，其“治理”職能逐漸偏廢乃至異化，如今已經變為兩岸海上治理的障礙，2·14惡性事件便是例證。反觀大陸方面，長期為台灣漁民作業、補給提供便利與服務，並積極參與海上救援，打擊各種海上違法犯罪活動，事實上承擔起有效治理的責任。隨著兩岸融合發展持續深化，治理思維將不斷突出，“治理權”問題擺在檯面。因此，未來推進閩台“新四通”建設等各項融合發展舉措，更需要大陸方面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以塑造長治久安的治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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