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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張曉明（研討會直播截圖） |
作為本屆全國人大2975名代表之一，我有幸參與和見證了這次全國人大會議審議“決定”的全過程。王晨副委員長對“決定”作說明和“決定”草案最後獲高票通過時人民大會堂內經久不息的雷鳴般掌聲震撼了我——那是一種只有壓抑很久或者期待已久才會爆發出的掌聲，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14億中國人民的心聲！
我注意到這段時間香港社會對“決定”的各種反應，歡欣鼓舞者有之，抹黑攻擊者有之，疑惑憂慮者有之。支持“決定”的市民認為，這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保障，“中央出手，香港有救”；反對“決定”的人聲稱“香港已沒有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一國一制’已經來臨”；對“決定”抱有疑惑的人主要擔憂“決定”和有關立法會不會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和終審權，會不會影響到人權和自由。總的看，各方面關注都比較多地指向“決定”和下一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對“一國兩制”的影響。這也充分說明，“一國兩制”的確是香港社會各界的最大公約數。那麼，究竟該怎麼看中央這一舉措對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帶來的影響呢？今天我想與大家分享的一點看法是：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要說明白這個問題，先要想清楚幾個“為什麼”。
第一，回歸初心，想一想為什麼要實行“一國兩制”？
大家知道，“一國兩制”最早是為解決台灣問題提出來的。為什麼針對台灣問題提出“一國兩制”的解決方案？為了實現祖國統一。後來由於解決香港問題的條件比較成熟，“一國兩制”首先被運用於解決香港問題的過程中。中央用“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基本考慮有兩個：一是為了收回香港，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二是為了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這在基本法的序言中寫得很清楚。對於後一點考慮，鄧小平先生講了不少。他在1984年7月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裡·豪時說：“根據香港和台灣的歷史和實際情況，不保證香港和台灣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不能保持它們的繁榮和穩定，也不能和平解決祖國統一問題。”他還說，如果不採取“一國兩制”方式，香港會出現混亂局面，“即使不發生武力衝突，香港也將成為一個蕭條的香港，後遺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香港。”這是體現實事求是精神的戰略考量。但是，相比之下，對前一點考慮，鄧小平先生更為強調。
大家都很熟悉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先生會見撒切爾夫人時那篇堪稱經典的談話。鄧小平先生一開談就對中國政府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作了明確而清晰的概括：“一個是主權問題；再一個問題，是一九九七年後中國採取什麼方式來管治香港，繼續保持香港繁榮；第三個問題，是中國和英國兩國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現大的波動。”在這裡，鄧小平先生把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作了層次區分，主權問題排在第一位。他還斬釘截鐵地告訴撒切爾夫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可見，鄧小平先生在構思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案時，從一開始就把主權問題放在“置頂”位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