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奎博指出，三、“賴政府”應該要先與周邊國家積極地合縱連橫，現在台灣衹有與紐西蘭、新加坡有經貿合作協議，但效果有限，與中國大陸的ECFA也並非全面實施，再加上兩岸關係差，大陸也片面中止部分早收清單。“賴政府”都沒有就前三項運作，所以在對美談判落入非常不利的局面，對美關係沒有先做準備、對產業沒有塑造因應氛圍、沒有與周邊國家互通消息，只會讓局面更糟糕。
黃奎博認為，為什麼第一任特朗普政府時期的國務院高級顧問惠頓（Christian Whiton）會主張“民進黨政府過度追求進步派社會價值，無能理解、認同美國新右翼”，導致特朗普對台高關稅？華府圈過去就有類似言論，蔡英文政府後期強調的都是多元進步價值，也跟民主黨拜登政府比較契合，而特朗普2.0重返白宮後，因為特朗普的核心團隊對這些價值觀、意識形態的反彈非常大，民進黨也沒辦法更進一步去接觸特朗普的核心團隊。
黃奎博表示，從蔡英文到賴清德，都僅經營民主黨、建制派政治人物，並沒有對“MAGA”派的人打招呼，反而把特朗普要推倒的建制派或建制派友人都邀請來台訪問，包括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前駐聯合國大使海莉（Nikki Haley）、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長威爾遜（Damon Wilson），跟特朗普的關係自然沒辦法拉近。
特朗普對台祭出20%+N的高關稅，台灣在美國的國際戰略中到底是什麼樣的角色？
黃奎博說，關稅的高低與美國有沒有把台灣視為戰略夥伴，其實沒有絕對的正相關，特朗普主要還是以金錢的計算在看關稅政策，但換個角度來說，雖然特朗普從沒有公開地以“書桌和筆尖”比喻台美關係，但幾乎華府圈都認為特朗普就是如此認定。現在對台大概分成兩派，一是認為台灣是受中國大陸威脅的夥伴，需要美國幫忙，二是認為台灣得先出錢願意自立自強，美國才考慮要不要幫忙，最後是哪一派勝出，得看特朗普心中如何認定。
台灣的20%+N關稅，還可能再降低？黃奎博認為，特朗普是可以變動的，印度、巴西的關稅都是臨時就變化，但要讓美國改變不外乎2種做法，一是“賴政府”說服美國，能給的籌碼就衹有這麼多了，但目前民進黨政府並沒有把反對的民意拿來當作談判靠山，幾乎可以否定這個可能；二是“賴政府”還願意再讓更多利益給美國，這是目前比較可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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