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今天，中國國力日益強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已經指日可待。中國的強大，為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創造了最重要的條件。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在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把國家統一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統一起來，提出了“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的論斷。習近平總書記在1月2日的重要講話中更進一步指出：“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這是70載兩岸關係發展歷程的歷史定論，也是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
第二，解決國家統一問題，需要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
陳士良認為，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關鍵是靠中國自身的實力。只要中國不斷發展進步，實現國家統一是必然的。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外部勢力干預是台灣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它至今遲遲無法解決，一個重要因素也是外部勢力的干預。要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和平統一，仍需要有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
他談到，從兩岸70年的發展歷程看，當國際環境有利於我之時，對台灣問題的解決就有很大的幫助。在上世紀70年代，美蘇冷戰進入最緊張的時期，中蘇交惡也開始公開化。中、美、蘇的大國博弈出現了新的局面，美國和中國都需要與對方合作，共同抗衡蘇聯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態度有所改變，開始與新中國接觸。1972年尼克松訪華，1979年中美建交。這為解決台灣問題創造了歷史機遇。中國領導人敏銳地把握住了機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提出“和平統一”的政治主張。隨後，中美在1982年就美國對台軍售問題達成共識。這就是“八一七公報”。美國承諾“不尋求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準備逐步減少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
所以，他強調，從中美建交和中國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的過程看，當國際格局、外部環境朝著有利於我的變化時，對於國家統一是非常有幫助的。
第三，冷戰結束後，美國對台灣問題的態度日益消極。
陳士良表示，如果我們把中美建交以來40年的中美關係劃分階段的話，借用陶文釗先生的觀點，那麼，這40年可以以冷戰結束為分界線，分為冷戰時期和冷戰後時期兩個階段。這兩個階段的中美關係在性質上有很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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