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表示，2018年5月李克強總理訪問日本，以及10月安倍首相回訪中國，為改善中日關係又加注了新的動力。兩國領導人在會見中均表達了中日“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的願望和共識，雙方還簽署了包括在第三方市場開展基礎設施投資等在內的諸多協議，這些成果為今後的中日關係做出重要而積極的積累。
首先，中日應該以戰略互惠關係的視野，提升戰略信任，有效管控分歧和摩擦。陳士良說，以5月李克強總理訪日與10月安倍首相訪華為標誌，中日關係改善的戰略高度空前提升。2018年6月中日正式啟動東海海空聯絡機制，則是雙邊戰略信任的又一重要舉措。
第二，中日關係改善是在特朗普強行“美國優先”衝擊下提速的，但改善的基本動力來自於兩國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形成並持續擴大的內生性合作需求。中日關係的改善與發展不能寄托在外因上，應深入挖掘合作的內生性需求， 實現關係的自律性增長。
第三，中日應積極推動兩國關於地區秩序、合作構想的協調與利益點。陳士良認為，安倍內閣急於在2019年6月G20峰會前，在推動區域合作方面有所作為、創建業績。我們注意到，日本攜美推行之“印太戰略”與中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雖然存在諸多重大差異出發點，但在實施地域、推廣領域以及合作內涵等方面存在重叠，而且，日本政府不久前匆忙把“印太戰略”為“印太構想”，並竭力強調其開放性與經濟屬性，就是日本東亞外交調整的重大信號。雖然看不到美國政府的態度，但日本對“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的政策立場確實在進行調整，這就為中日戰略對話創造出重要契機。
三，存在的問題及未來走向
陳士良強調，相互依存的中日經濟聯繫對於改善中日關係的正面效應非常明顯，是“壓艙石和推進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日本對華提供經濟援助。中國GDP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崛起與發展給世界包括日本都帶來新的發展與合作機遇。
但他坦陳，日本對中國崛起有著很複雜、很扭曲的心態。如果日本能夠把中國的發展看成機遇，也能共享中國的發展成果。中日在環境保護、老年養護、精准醫療等領域有著廣闊的合作空間。只要雙方增加政治互信，積極改善關係，經濟合作領域可能會先行，甚至創造出新高度。
陳士良指出，中日共同把握橫亘在兩國之間的不確定因素，強化民間交往，改善民意基礎。國之交，在於民相親，中日雙方應加強在企業界、智庫、文教媒體以及青少年等領域的人文交流，增加民間互信，為兩國相向而行的戰略互信打下民意基礎，正面牢固的民意基礎是中日關係可持續發展的最終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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