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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討會現場（中評社 海涵攝） |
但是，楊伯江坦陳，美國因素或者外部因素不是中日關係此輪改善的首要驅動力。“一個簡單事實是，遠在特朗普總統入主白宮至少兩年之前，中日之間已經開始了重返正軌嘗試。即使2016年沒有特朗普上台，中日關係要改善也是遲早的事情，這是歷史必然性。”此外，中日關係此輪的轉圜還存在著一個重要前提，即中日雙方的戰略和政策背景。在本地區國際事務當中，中國以及日本作用趨於增大，趨於上升。在冷戰後，隨著兩極格局瓦解，世界形成了“一超多強”的格局，亞太地區的形勢至少在奧巴馬總統之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美國政策來牽引的。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對改變力量對比、重塑地區格局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因素儼然成了一個自變量。與此同時日本的綜合戰略活躍度在提升，日本經濟上不像過去那樣增速那麼快了，沒有那麼咄咄逼人了，但是它的綜合戰略活躍度變高了，而不是變低了。日本努力從一個因變量變成自變量，努力從“棋子”變成“棋手”。2013年日本從調整入手推動安全轉型，完善國力結構，發揮更全面的國力作用。日本在推動新的TPP取得了很大進展，簽署了日歐EPA，日歐EPA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圈。中國作用影響力上升和日本綜合戰略活躍度增強是中日關係實現轉圜並得以改善的非常重要的一個背景。
談及中日關係此輪改善和深化合作的路究竟能走多遠？楊伯江說，中日改善關係、深化合作對於雙方都是重要的和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有巨大潛力的。但是這樣一個改善關係和深化合作的前景又不會自己從天上掉下來，它不是無條件地自然生成的，而是需要我們在戰略上政策上人為創造條件，需要大力培育倍加呵護。
楊伯江認為，以下幾個方面非常重要：首先，中日關係巨大潛力來自產業方面的巨大互補性。早在六十年代，日本著名國際問題學者高阪正堯就說過，日本真正的對手不是中國，當代日本知名管理學家大前研一先生也說，二十一世紀的日本應該採取的國家戰略，是把中國作為主顧，也就是把中國作為客人。作為客戶，一個中國“夠日本吃一輩子的”。對中國來說也是如此，我們需要學習外國包括日本的先進經驗，節能技術，環保技術，區域合作經驗，應對貿易戰方面，都是值得學習借鑒對方的。
二是中日關係的改善和合作要走得順利、走得遠，還要善於處理分歧、妥善管理敏捷問題。中日關係確實是在改善和發展，但是彼此之間一些重大問題並沒有得到根本解決，這也是一個現實，我們不能做鴕鳥，要面對現實。對於這些問題是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很明顯短期內這種前景很難出現，鑒於這個現實我們首先近期要考慮的眼前要考慮的就是先把問題妥善管理起來，防止局部矛盾激化，產生衝突。管理好問題為將來解決問題創造條件，目前前置性條件需要承認問題的存在，包括承認釣魚島主權爭端的存在，因為承認問題是管理問題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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