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美國雖然積極“支持”台灣當局，但是對於一些衝撞大陸對台政策紅線，有可能導致大陸採取強硬反制措施的冒險舉動，美國當局也在發揮著一定的“刹車閘”的作用，對台灣當局予以一定程度的“限制”。比如，對於“台獨“勢力推動的“東京奧運正名公投”，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莫健便當面向蔡英文指出，美國不僅對所謂“東京奧運會正名公投”“幫不上忙”，而且如果“公投”結果引發大陸的反對，台灣可能會因此被逐出國際奧委會，美國對此也將“無能為力”。針對美艦泊台的倡議，莫健也曾公開指出，美國航母去高雄停靠是“實際得不到好處的、毫無意義的行動”，“反而可能讓大陸趁機觸發‘武統‘正當性，’受害者‘首先是台灣”。在2018年6月AIT台北辦事處內湖新館落成典禮之際，美國也僅僅派出了負責文化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赴台出席，令翹首以盼的蔡英文當局大失所望。如此種種，均顯示出美國擔心台海局勢出現嚴重惡化甚至失控的憂慮。
特朗普政府“支持與限制”的對台政策有何驅動因素？信強表示，有以下三點：其一，美國行政部門內部存在著在對華政策上打“台灣牌”的強烈意願。目前看來，美國涉台決策圈內業已形成了三派勢力。一是“穩健派”，或曰“維持現狀派”，他們認為不應該貿然改變美國的台海政策，以防止兩岸關係進一步惡化，甚至陷入危機狀態。二是“漸進調整派”，主張應該在既定的對台政策框架內，以“小步快跑”的方式不斷“充實和提升”美台實質性關係，擠壓“一個中國”政策原本存在的模糊空間。三是以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為代表的鷹牌，他們認為奧巴馬政府對大陸政策太過於“軟弱”，甚至是在向“北京磕頭”，美國“虧欠台灣太多”，因此應該通過推動美台實現聯合軍演，邀請台灣參加“環太平洋”等多邊軍演、推動美國軍艦駐泊台灣港口、派遣美國高層官員訪台等方式，使美台關係實現“質的突破”。目前看來，穩健派的影響力逐漸式微，而逐漸調整派和鷹派的聲音則甚囂塵上，業已成為美國涉台決策的主流意見。
其二，美國國會扮演著“急先鋒”的作用。過去一年中，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提出和通過了一系列與台灣問題相關的法案，包括《與台灣交往法》、《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台灣安全法》、《亞洲在保證倡議法》等。在新一屆（116屆）國會開幕至今，又有議員相繼提出《台灣保證法》（Taiwan Assurance Act）等多項議案。上述法案公開要求加大對台軍售力度、出售更為敏感的武器裝備、實現美國軍艦訪問和駐泊台灣、邀請台灣參加“環太平洋”和美軍“紅旗”軍事演習，要求美國政策制定須遵循《與台灣關係法》與對台“六項保證”等等，試圖將美台關係全面升級，甚至實現美台關係的“官方化”。
其三，美國國內親台利益集團日益活躍。隨著中美關係不斷陷入緊張，加之蔡英文當局持續加大對美公關游說力度，美國國內以“福摩薩公共事務委員會”（FAPA）為代表的眾多親台利益集團，以及以“全球台灣研究所”為代表的親台智庫的表現日益積極和活躍。這些組織和機構與國會親台議員以及行政部門涉台決策官員往來密切，互動頻仍，甚至成為很多涉台決策動議和立法提案的實質起草者和重要推動者，其能量和破壞性不容小覷。
最後，信強表示，2019年不僅是台灣的選舉年，也是大陸建國70周年，加之美國總統大選也將開始啟動，在內政和外交雙重因素的激蕩之下，一旦蔡英文當局採取“台獨”冒險政策，或是美國對台政策出現重大異動，勢必會引起大陸包括軍事手段在內的強硬反制，使兩岸關係再度進入波譎雲詭的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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