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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揚 |
中評社：從2014年非法“佔中”到2019年“修例風波”，這一系列社會動亂中“港獨史觀”冒起、“恨國史觀”流傳。您認為，這暴露了香港歷史教育的哪些疏漏與缺失？
孫揚：香港歷史教育最大的疏漏和缺失，就是香港社會不重視歷史。香港是一個以商業價值為主導的“現在進行時”社會，人們不認為過去的東西有什麼現實價值，除非可以“增值”的“活化古跡”。事實上，歷史最大的價值之一就是形成國家觀念和國民身份認同，告訴我們從哪裡來，向何處去。香港回歸後，特區政府因應形勢開展教育改革，不過，新課程體系實際上改變了中國歷史科在初中獨立必修科的地位。有學者統計，2012－2013學年，有23.4%的初中不再開設獨立的中史科。在此情況下，高中選修中史科的學生日益減少，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選考中史科的人數從過去的兩三萬人驟降至2014年的7000餘人。相關部門以“中史科學習沉悶”為改革初衷，卻拆解了完整的中國歷史教學體系，使作為國民教育基礎的國史教育邊緣化，引發後續一連串問題。為此，何漢權等香港教育工作者奮力呼籲特區政府正視這一危機。此外，回歸前香港史開始納入中學課程綱要，但是，理應屬於中史科範疇的香港史卻被安排在以世界史為主的歷史科中，這種做法受到廣泛質疑。國民教育缺失背景下，片面強調本地特殊性、刻意培養本地歸屬感的歷史教學也容易滋生“本土優先”的不健康心態。面對歷史教育的疏漏，近幾年特區政府已經在補偏救弊，例如確保中史科在初中獨立必修科的地位，開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等等。
中評社：香港在歷史教育領域存在的問題由來已久，這些痼疾是如何一步步積累形成的？您認為，其根源何在？
孫揚：我們要知道，社會意識的變化，有時滯後於社會存在，英國殖民統治雖已終結，但統治者建構的文化霸權並未消失，這就是香港歷史教育領域痼疾的根源。英國統治時期，文化霸權的表現即是殖民主義結合文化保守主義成為香港社會意識形態的主宰，這種情況時至今日沒有得到根本改變。
簡單來說，香港社會保留“傳統”的背後，有著當時英國統治者的精心算計。1925年底“中國通”金文泰（Cecil Clementi）出任香港總督，在他推動下，香港大學成立中文系，聘請賴際熙等前清翰林擔任教師，官立中文學校亦紛紛開設。不過，金文泰倡導中華傳統文化，實質是通過文史教育灌輸封建衛道思想，主要目的是阻礙五四運動之後新文化在香港傳播，消除省港大罷工影響。冷戰時代，在美英等國情報組織以及台灣當局資金支持下，“復興中華傳統文化”的各類機構紛紛成立，展開針對新中國的“文化冷戰”。相關人士刻意營造一種“士大夫花果飄零”的氛圍，標榜中華傳統文化海外傳承的立場，妖魔化新中國。
殖民文化霸權形成一種社會氛圍，一些人站在自視“高等文明”的西方立場，賞玩、緬懷古代中國，輕蔑、鄙夷近代中國，恐懼、仇視現代中國。你要質疑他們數典忘祖，他會標榜“中華文明本港傳承”，鄙視“大陸沒有文化”，宣稱“我們用正體字，你們用‘殘體字’”。有香港朋友告訴我，《一九八四》《動物莊園》等是不少課程的必讀書目。閱讀這些書籍本身沒有任何問題，事實上這些書籍在內地也是公開發售的暢銷書。但一些教師在導讀過程中寄寓私心，牽強附會地和中國內地歷史與現實相聯繫，因而對學生產生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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