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民指出，整個起草過程從1985年一直延續到1990年4月，起草委員會多次開會，包括九次開全體會議、25次主任會議、兩次擴大會議、三次總體工作小組會議、73次小組會、五次區旗、區徽會議；兩次全國範圍內徵求意見，香港本地更是隨時隨地收集民意。特別是要指出的是，時任國家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三次接見全體起草委員會委員，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給予了很多支持、指導。
“基本法是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創造性傑作，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出生證和營業執照。”王振民總結道，從基本法誕生的過程中也可以看出，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了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是國家治理香港總的章程和根本遵循。從基本法的起草過程中，可以得出四個結論：
第一，基本法的制定是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的重要方式，是中國的內政。王振民強調，基本法是中國的國內法，在此之前，香港問題是一個國際問題，但中國把中英之間達成的協議法律化、制度化，體現為中國的國內法。他續指，儘管是國內法，但是基本法具有國際意義，是國際間通過和平的手段解決領土爭端問題，創造了一個典範。
第二，基本法是“一國兩制”的法律化、制度化，基本法用了4年10個月的時間完成，表達了國家對香港的誠意，是國家對“一國兩制”、對香港全體同胞和香港未來的堅定承諾。
第三，基本法制定本身是中國內政，在中國內政中屬於中央事權，即只有國家才有權制定基本法。擁有基本法的制定權是國家主權的體現，而香港則不可能自己制定基本法。王振民表示，儘管基本法的制定是中央事權，但在起草過程中，廣大香港同胞充分參與。所以基本法系是國家意志的表達，也是香港同胞對香港未來的規劃，是國家意志和香港同胞意志的緊密結合。
第四，基本法的制定是香港回歸祖國進程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國家應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實現和鞏固國家統一的一件大事。過去都是用武力來統一，這次則用法律來統一，重大的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正因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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