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3日電／區別於理論學家，在市場一線的經濟學家擔任的是航海瞭望手的角色。這不僅要求經濟學家有敏銳的觀察能力，更要求其有良好的學術素養可加以分析和預判。由此，久而久之，集腋成裘，在為微觀經濟活動提供行動依據的同時，亦可為宏觀經濟活動提供決策支持。
一
《溫故知新——洞察經濟金融潮汐》第一篇就是以宏觀經濟與政策為名，由作者多年來宏觀經濟分析匯集而成，並因這一匯集，展現了21世紀以來中國宏觀經濟波動的基本輪廓。根據作者的連續觀察，國際金融危機後的中國經濟表現為在波動中不斷下行的態勢，並且波峰波穀差異明顯變小，使經濟下行具有了平滑性。顯然這是符合客觀事實的。根據統計，在過去20年，中國GDP增速由兩位數以上逐漸波動下滑到目前的6%多一點，而且過去熱議的經濟周期也基本不顯現了，至少出現了變形。
這一觀察引發了兩個值得討論的問題：第一是波動。經濟無疑是具有波動性的，並因連續的波動形成可以觀測到波幅和波長基本穩定的周期。但現在的問題是這一波動似乎不再是原有周期的重複，出現了變形。那麼，變形是出現在波幅上還是在波長上？抑或是兼而有之？原因是什麼？第二是趨勢。經濟增長無疑是有趨勢的。這一趨勢的形成是由於經濟內部結構性原因所致。但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經濟增長趨勢似乎不再沿著以往的軌道前行，增長不再加速或持平，而開始持續性下行。那麼，造成這種新趨勢的結構性變化是什麼？原因何在？十分明顯，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構成預判未來的關鍵，成為潮汐需要洞察的理由。
早在2013年，作者就發現這兩者之間的矛盾，並試圖建立其間的對立統一關係。收入本篇的《中國經濟：在保增長和調結構中尋找平衡》一文就充分體現了這一點。作者認為，從短期看，“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步伐放緩，同時，側重需求管理的宏觀經濟政策的邊際效用遞減，導致中國經濟波動性加大。”從這個意義上講，“保增長”是必要的。但是，從長期看，中國經濟的下行並不完全歸結於周期性波動。周期性波動的基本原因是總需求的波動，儘管當前的中國經濟下行有“三駕馬車”同步放緩的因素，但還有深藏於供給側的結構性原因。作者指出，“從供給側結構看，我國正處於工業化發展的中後期，第二產業對經濟的貢獻超過一半。”“由於產業結構不合理，特別是2008年以來的為應對次貸危機衝擊而實施的經濟刺激政策，很多產業盲目擴張加劇了產能過剩。”這意味著，供給和需求的結構的不對稱是經濟波動加大並持續下行的基本原因。於是，對經濟政策而言，尋求對稱性成為問題的重心，而結構調整成為努力的方向，目標是引領在短期上表現為對付經濟下滑幅度過大的保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在長期上表現為引領結構變化的制度性安排。其中深化體制改革十分重要。作者認為“繼續採取傳統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工具刺激短期需求已經難以同時解決經濟增長中的近憂和遠慮問題。必須進行財政和金融體制改革，形成新的制度紅利，才能徹底解決當前困難和長遠發展的平衡”。
二
需要說明的是，作者從供需對稱性入手，通過改革來尋找平衡的分析框架是有理論解釋力的。經濟學認為，供給結構變動是由技術進步引起的，從而是個長期緩慢的變動過程。在供給結構短期穩定的情況下，經濟的波動是由需求的變動引起的。因有效需求不足而出現以產品過剩為代表的產能過剩，並周而複始，呈現出波峰波穀之間各階段特征明顯且波長基本一致的周期律，並可觀測。穩定的周期因之成為分析宏觀經濟表現的基礎，進而發展成為趨勢外推的成熟預測方法。但是如果出現持續性的產能過剩，則意味著供給結構長期不能響應需求的變化，致使經濟周期出現了變形，波峰波穀之間的階段特征模糊且波長與以往明顯不一致。這時旨在提升總需求的需求側宏觀經濟政策的邊際效用開始遞減，至多能穩定增長，使波峰尤其波穀得以熨平，而不能改變趨勢。換言之，若要改變趨勢則需要供給側的結構性調整。由於結構變動是由技術進步引起的，而技術進步又是隨機的，從而難以把握其進步的方向。這也構成經濟學為什麼很少討論供給側的原因。歷史上所形成的供給側結構調整政策，例如產業政策都是建立在大規模主流工業技術基礎之上的。因主流而可預期，因大規模而實用。由此，在技術進步方向尚不可預期的情況下，最好的方法就是通過改革改善供給對需求的響應機制即結構性改革。其核心是在改善供需對稱性的前提下，重塑引領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
換言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在這基礎上，才能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單純依賴政府干預的產業政策或行政手段來進行結構調整並不是有效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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