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鶴齡說，從這裡面可以看得出來，在美中之間的互動過程裡面，美國是一個比較主動，且比較急於出招施壓的一方，中國則是相對比較被動，屬於接招的一方，這樣的模式可以明顯觀察出，拜登政府在對外樹立威望是有壓力的，中國反而比較從容。
因此拜登在許多議題上，充分運用美國所有可以拋出的籌碼，來遂行其最後的外交目標。袁鶴齡指出，包括在民主峰會形塑出美國領導國際民主陣營的形象，帶頭抵制北京冬奧以彰顯美中在民主人權的差異性，同樣也是在為外交目的做打算。
他說，可以發現，中方對於美國的行為，並沒有過於激烈的反應，顯示出北京也明白拜登政府的盤算，畢竟就本質來說，美國抵制北京冬奧，充其量也只是外交表態，可是運動員仍然參與，絲毫不影響奧運會的舉行。尤其奧運的主角是運動員而不是政府官員，如果美國真的強烈抵制，大可以連運動員都不參加，這當中的差異性所釋出的訊號，不言而喻。
此外，袁鶴齡進一步說，加上美國的抵制舉措並沒有起到連鎖反應，各國即便有政治上的表態，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宣布運動員退賽，整體而言，在國際關係上並不會構成強烈的影響，僅止於簡單的外交宣示效果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