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領導人、常設機構負責人集體合影（中評社 資料照） |
劉燈鐘進一步提到，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上合組織已具備“量”與“質”兩項優勢，一方面覆蓋面廣，涵蓋人口與領土比重不小，另一方面其成員經濟總量與貿易互動逐年上升，使得該組織在全球治理話語中越來越有份量。根據公開數據，上合成員體系在名義GDP與購買力平價（PPP）上的比重，已屬一個不可忽視的經濟體集合，峰會的聯合聲明，甚至可視為“多數國家的共識或普世價值”的雛形。
此外，劉燈鐘認為，今年上合峰會特別強化在歷史記憶與戰爭譴責方面的表述，天津宣言將“銘記歷史、反對歪曲二戰真相、譴責納粹主義開脫”等內容納入共同聲明，這類語言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突顯成員國在某些道德敘事上的一致性。
他說，特別是印度總理莫迪睽違7年再次訪問中國參與上合會議，這是中印關係轉圜的訊號，同時也是美國印太戰略鬆動的觀察指標，雖然莫迪並未參加緊接而來的九三閱兵，此舉當然是印度本身的戰略考量，可是當印度願意緩和與中國緊張關係，並且在貿易與經濟增加區域互動，其意義仍具備一定程度的重要性。
在談到九三閱兵及其更廣泛的政治效應時，劉燈鐘表示，閱兵不僅是軍事實力的展示，更是一種外交與話語權的舞台，本次閱兵有俄、朝等領袖出席，凸顯中國希望在國際上呈現“多邊支持”的政治場景；同時這種以“大國群像”示人的策略，易引發美國及其盟友的警覺，因為它暗示一套既有實力又能形成協作的替代性國際網絡。閱兵與峰會在時間與空間上的前後呼應，使中國在短時間內把治理倡議、經濟倡議與軍事存在一起呈現，這對國際關係的再平衡，有立竿見影的象徵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