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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簡報。（中評社 方敬為攝） |
值得注意的是，王偉鴻提到，美國AI勞動力中相當比例來自海外，許多關鍵企業內的AI人才有大量非本土背景，這既是美國吸才成功的證明，卻也顯示其內部人才結構的脆弱性與依賴性。目前美國頂尖的AI人才有6.3萬人，中國則有5.3萬人，與美國不同之處在於，多是本土人才，另外全球頂尖的AI人才當中，中國佔比高達47%。
對台灣來說，不能僅盯著技術競賽的表面數字，例如算力或晶片製程，而應更務實地思考如何建立能留住人才、培養人才並賦予人才決策權的制度。
此外，王偉鴻提醒，台灣要正視全球AI治理與標準制定的博弈。上一代科技競爭以5G為焦點，下一代的主戰場就是AI，誰能主導國際規則、制定技術標準、掌握倫理與安全框架，誰就能在未來取得更大的話語權。
王偉鴻說，台灣要參與AI“技術競賽”的空間有限，台積電雖是台灣在全球產業鏈中能夠自豪的關鍵節點，但相關供應鏈也逐漸外移，顯示單靠製造優勢難以保證長期領導地位。因此政府與產業應把重心放在制度構建與人才生態的打造，設計能讓AI人才在台灣擁有決策參與及創業發展空間的政策、強化學研與產業的連結、創造跨部會的協調機制，台灣才能在AI浪潮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