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想談談入境的情況，近日聽到很多商界朋友表示入境要求過分嚴格，甚至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或商貿中心的地位，亦有些怨言。我必須強調，這種嚴格“外防輸入”的政策有其需要，因為現時全球新冠疫情仍然肆虐，每天整體有近70、80萬個案，有些地方以前管理得比較好，現在亦有爆發情況。尤其今次爆發有很多都屬Delta個案，科學家亦有指出Delta的傳播性更高，所以如果我們鬆懈了就會出現問題，尤其看到越來越多國家採取跟我們不同的政策，即所謂“與病毒共存”，很容易讓這些地區和社區出現感染並輸出個案，所以香港特區若不嚴防輸入就會有很大風險。當輸入了確診個案，儘管我們用了最嚴格的“外防輸入”措施阻止個案進入社區，可能在機場的“檢測待行”或強制檢疫期間識別到個案，但是大家可以想像醫院管理局會有多大壓力，有一段時間在醫院管理局確診個案中，住院人數已經剩下大約30個，但現在又再每天增加五個、六個、七個，令住院人數飆升至70、80個個案，幸好這些個案很多都接種了疫苗而情況穩定。你可以想像，如果是嚴重的個案，情況又會回復到早期階段，即醫管局的隔離設施不足夠，甚至深切治療部的床位也不足夠的現象。我們的工作是必須控制輸入個案，從而減低病毒在社區傳播的風險和對醫管局帶來的壓力。
我們採取了科學化的做法，以風險評估方式把不同地方劃分為A、B及C組，審視每個地方的個案、病毒傳播及採取的是寬鬆還是嚴謹的政策；我們亦暫時不批准非香港居民由高風險地方來港，但是我們不可能不讓香港居民回港，所以要想辦法讓那些在最高風險地區的香港居民也可以回來。注射疫苗是一個途徑，即要求這些來自A組國家或地區的香港居民完成接種才可以回來，於是這就引伸出接種紀錄是否可獲確認的問題。我們就A組的國家，除了已經屬於SRA，即stringent regulatory authority，主要是歐盟國家、美國、內地和香港發出的針卡，以至澳門之外，我們會逐個國家去談。A組的十幾個國家，我們會逐個國家去商討，聽聽它們是用哪種“針紙”或“針卡”，我們審視後就會發放資料，令前線機組人員——因為旅客登機前要出示“針卡”——以及入境後，我們的同事也懂得識別可接受的疫苗接種紀錄。由於最大量的香港居民滯留在印尼和菲律賓，所以我們率先跟這兩個國家的香港總領事去談。很高興在兩個國家的總領事和所屬政府的相關部門支持下，亦提交了這些資料，讓我們可以承認在菲律賓和印尼的疫苗接種紀錄。這個做法不可能只適用於外傭，所以早前有些誤會，為甚麼在A組國家或地區的香港居民回港，還要區分外傭或非外傭，這是溝通上出現了問題。其實上星期我已親自跟總領事們澄清，不過不知道部門為何這麼久，到昨晚才澄清。這是政府跟政府之間的行為，特區政府跟這些A組國家或地區的政府，如菲律賓、印尼，或稍後與馬來西亞、泰國，只要談好承認有關“針紙”，所有香港居民都可以同樣以這種途徑：接種了疫苗、有了獲承認的“針紙”就可以回來。當然回來後仍須有一系列的防疫措施，包括在指定檢疫設施進行21日檢疫。
現在又有一個問題，就是檢疫設施的數量不足，因為在外等候回來的香港居民數目很多，特別是外藉傭工，據說有數千人要從菲律賓和印尼這兩個國家回來，他們的僱主正等待他們回來照顧家人，無論是長者或小朋友，讓婦女可以出外工作。某程度上，我們要讓他們逐步有序地回來，不能夠一日之內讓每個訂到機票的人全部都回來，這又是我剛才提到的問題：如果一日2 000人回來，數架飛機已可載2 000個外藉傭工或滯留在A組國家的居民回來，但如我剛才所說，大致上每次回來都起碼有五、六個輸入個案時，我們每日也會多了不少個案，所以我們必須要讓他們逐步有序地回來。如何可以逐步有序呢？當然配額是一個方法，限制飛機抵港也是一個方法，但我們選擇了用酒店的方法。如果能夠在特定作這類外籍傭工檢疫設施的酒店訂到房間，就可以回港，因為旅客在登機時要證明已訂酒店。這是現實的安排，不是說我們特意不去跟酒店洽談，或如有些酒店說“我也想做，不過政府不讓我做”，而是酒店的數量某程度上是用以協助達致逐步有序地回來。事實是現時的指定酒店房間數量的確不足，只有400個房間，所以我今日公布，我們打算開放竹篙灣的檢疫設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