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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屆和平發展論壇近日在香港舉行（中評社 盧哲攝） |
然而，我們亦清醒的認識到，過去二十五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過程並不平坦，甚至可以說是道路崎嶇和荊棘滿途。從這個角度而言，過去二十五年也是在中央的領導、並在香港特區政府與愛國力量的共同努力下，“一國兩制”披荊斬棘、砥礪前行的二十五年。今天，“一國兩制”全面準確和長期實踐的基礎已經初步打好，儘管往後的工作依然繁重、復雜和艱難，但在各方面的不懈實幹苦幹下，“一國兩制”的前景一定十分美好，“東方之珠”可望再創輝煌。
“一國兩制”的實踐之所以荊棘滿途，是因為在香港回歸祖國前的“過渡時期”（1982-1997）內英國人的破壞、香港反對勢力的阻撓和外部勢力的干擾。他們為“一國兩制”在回歸後的成功實踐不斷地製造破損和設置障礙。過去二十五年，中央在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的配合下逐一拆除那些障礙和修補破損。在拆除障礙和修補破損的過程中，無可避免會引起香港內部的分化和衝突，美國和西方亦乘機對中央橫加批評和責備，並妄言“一國兩制”已經失敗。但是，隨著那些障礙的不斷清除和“一國兩制”的體制機制越來越完備，所有的中傷和讕言將會不攻自破。
中央的“一國兩制”方針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要保障英國人在回歸後香港的利益，以換取他們和平交還香港，同時也希望他們在回歸前的過渡期內不要“搞小動作”來妨礙香港的平穩順利過渡，但事實上英國人卻只是在形格勢禁，極不情願下撤離香港。為了所謂“光榮撤退”、延續英國人在香港特區的影響力和為英國在香港回歸前後謀取更多的利益，英國人不但沒有誠意讓香港在回歸後順利實施“一國兩制”，反而在過渡期內加緊設置眾多妨礙“一國兩制”落實的政策、措施和行動。英國人的破壞行動包括：單方面推行所謂“代議政制”，誆稱“還政於民”、實際上加緊壯大“親英”和“反中”人士並把政治權力移交他們；排斥和貶低愛國人士、阻撓愛國力量的發展；驅使“親英”和“反中”勢力與愛國力量的對立，並借此分化香港市民；抬舉立法局的地位，意圖製造政府向立法機關全面負責的憲制慣例；逐步將行政機關的權力和職能轉移到新成立的法定機構；設立一批用以制衡行政機關的機構，從而削減和削弱行政機關的權力；修改和削弱部分用以維持治安的法律，減少執法部門維護治安的手段和能力；引進一條享有“凌駕地位”的人權條例；鼓勵高級公務員轉化為政治人物，令公務員隊伍走向“政治化”；公開或隱蔽地在香港市民尤其年輕人當中灌輸“反共反中”思想；散播回歸後的香港乃“獨立政治實體”的歪理，並在一定程度上將“香港問題“國際化、尤其是“美國化”，招引外部勢力插手香港事務等。
香港的反對派，特別是“反中亂港”分子，在回歸前和後不斷對香港市民別有用心地宣揚其對“一國兩制”的錯誤的和扭曲的理解，並借此無休止地指控中央違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挑撥離間中央與香港市民的關係；利用其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的身份肆無忌憚在管治架構內和社會上竭力妨礙立法會和區議會的運作和阻撓干擾特區政府的施政；利用“政改”、“人大釋法”、“六四風波”、“二十三條立法”、“國民教育”、“逃犯條例修訂”等議題不斷發動政治鬥爭和動亂；無所不用其極地打壓愛國力量，意圖阻止愛國力量的壯大和製造香港社會的分化對立；勾結外部勢力意圖奪取香港特區的管治權力和將香港變成危害國家安全的顛覆基地等。
隨著西方遏制中國崛起的力度和幅度不斷提升和兩岸關係趨於緊張，西方勢力和台獨勢力介入香港事務、勾連香港的“反中亂港”分子的程度也不斷增加。它們不斷在香港策動反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政治行動，質疑中央對“一國兩制”尤其是“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承諾，抹黑香港的國際形象，損害香港的投資環境，為“反中亂港”分子提供支持、保護和庇護，削減與香港的科技、文化和法律等方面的合作，意圖動搖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和香港未來的信心，和對中央涉港事務官員和香港特區政府官員施加“制裁”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