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洞悉台灣文化語境的生發機制，深化對台“同情之理解”。鐘厚濤談到，對於台灣獨特的歷史文化脈絡，大陸不應“善意的忽視”或者“選擇性的遮蔽”，不能簡單地把台灣民眾因為複雜心態所產生的“台灣意識”認定為“台獨意識”，而應該以同理心為邏輯起點，洞悉其背後的生發機制與影響後效，以包容的心態給予理解，以多元文化主義的相互包容胸懷認知台灣文化的獨特性。1993 年汪辜會談整個過程中，中國大陸充分理解台灣方面的心理和處境，始終堅持平等協商、對等談判原則，這也開創了兩岸高層進行平等協商的對話模式，對此後兩岸關係發展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二是識別台灣“劣質民主陷阱”，體察島內民眾身份認同困境 。鐘厚濤表示，在台灣，族群認同不僅僅是文化歸屬感的塑造，它更是利益爭奪的重要抓手。“族群認同工具論”者“將族群視為進行政治競爭與經濟資源分配的手段，以此來解釋族群的形成、維持與變遷。”為攫取執政資源，島內兩大政黨和藍綠陣營矛盾與對立持續加劇，形成了具有極端性、衝突性和對抗性的政治文化，這也進一步加劇了台灣社會的撕裂和台灣民眾的自我表征（self-representation）危機，並陷入一種無休止的螺旋下沉式惡性循環之中。
三是發揮公權力引領角色，構建兩岸“我們群”意識。鐘厚濤指出，兩岸融合發展的動力既來源於市場和民間的內生源發動力，也來源於公權力的政策和制度驅動。上世紀八十年代兩岸開啟交流以來，部分台灣同胞基於情感思念、理性主義並著眼於兩岸廣闊的市場商機，積極推動兩岸由此前的平行對立逐漸發展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進而希望兩岸能由利益共同體逐漸發展成為水乳交融的命運共同體。政府應該繼續強化公權力職能角色，將民間潛能充分釋放出來。從博弈論角度來講，作為兩岸關係主導者角色的中國大陸應發揮主體能動性，強化對兩岸關係的規制力量，加大對台灣的磁吸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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