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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現場(中評社 李子寧攝) |
束沐指出,“四大平台”區位條件不同、產功能定位各有側重,但都是以內地有條件的地區為試驗田,在“兩制”的基礎上整合、匯聚彼此先進制度要素,形成一個更具有包容性、穩定性的行政管理制度和現代化治理體系。
粵港澳大灣區融合試驗 產生“第三空間”與“融合第三制”的理論概念和實踐概念
束沐認為,粵港澳大灣區以及“四大平台”融合發展先行先試的過程中,一些重要經驗也具有相似和共通之處,一些成功模式也值得福建融合示範區借鑒和推廣,歸納起來有四點:一是把握好改革、發展、穩定、安全四組關係;二是兼顧頂層設計與基層首創,上下結合推動制度創新;三是以吸引人才、基建先行為統領,打造宜居、宜業、宜游的人才高地;四是以“共同生活圈”塑造“重疊認同”,促進同胞心靈契合。
他分析,如果以空間理論看待粵港澳大灣區“四大平台”規劃與建設,可以總結出三個先行先試作用:一是,大灣區“四大平台”為港澳同胞創造了更加廣闊的治理空間、經濟空間、社會文化空間和國際活動空間。二是,大灣區“四大平台”絕不為任何反中亂港亂澳、分裂國家、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活動留下任何空間。三是,大灣區“四大平台”在內地與港澳不同制度之間創造了具有“重疊空間”意義的“第三空間”,並在此範圍內展開“兩制融合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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