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15日電／過去20年，美國歷任總統不斷宣誓“讓製造業回歸”，從奧巴馬的“再工業化”、特朗普的貿易戰，到拜登的《晶片法案》，政策力道一輪強過一輪，但去年第四季數據顯示，美國製造業對GDP的貢獻僅剩9.9%，較2008年金融危機時的12%大幅下滑。這場跨越黨派的“製造業復興運動”，最終淪為一場與現實脫節的理想主義實驗。
钜亨網引述中國財經新媒體《智穀趨勢》報導，去年4月，拜登站在威斯康辛州怒斥富士康建廠是“騙局”。無獨有偶，距離此地千餘公里的俄亥俄州，拜登親自站台、英特爾斥200億美元打造的“矽晶心臟地帶”晶圓廠，也在一年半後“爛尾”，因預算暴漲至300億美元，關鍵設備卡在官僚審批，工地僅剩寒風中的標語。
這兩起案例揭露美國製造業復興的核心矛盾：政策雄心與執行效率的斷層。《紐約時報》調查顯示，《晶片法案》通過兩年後，53個半導體計劃僅半數開工，多數仍困於環評、用地協商等基礎環節。與中國“當年簽約、當年投產”的行政效率形成鮮明對比，美國的“綠色通道”早已被碎片化的官僚體系堵塞。
美國製造業的衰退並非始於近年。自1979年達到1950萬就業人口高峰後，製造業崗位持續流失，2000年降至1750萬，2010年跌破千萬。與此同時，製造業佔GDP比重從1980年代的18%一路下滑至2024年的9.9%。
值得關注的是，這一趨勢早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前便已啟動。1980年代，日資企業以效率與成本優勢衝擊美國市場，1990年代自動化技術普及進一步壓縮勞動密集產業生存空間。資本與技術的全球化配置，使得製造業從美國本土向低成本地區遷移成為必然。
儘管政府砸下數千億美元補貼，美國製造業的私人固定資產投資佔比僅 17%，遠低於智慧財產權類投資的 31.3%，即使回流的也只是集中於半導體、電動車等高技術、低就業密度的“戰略產業”，像是特斯拉內華達州電池廠，關鍵礦產仍依賴中國，台積電亞利桑那廠因工程師短缺屢次延後投產。
Reshoring Initiative數據顯示，這些“戰略產業”佔回流投資六成以上，但對就業拉動有限。更諷刺的是，這些產業本身依賴全球化供應鏈。
報導還指出，來自美國經濟結構制度性矛盾的更是造成製造業難回流的一大原因。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美元地位要求美國必須維持貿易逆差以輸出流動性，這導致“特裡芬悖論”，也就是製造業復興需縮小逆差，但美元霸權又仰賴逆差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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